中美关系
中美第三轮关税谈判将在哪举行？
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结语 第三轮谈判是回归主场加强对话控制，还是借助第三地继续试探性推进？地点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双方战略判断与信任态度的变化。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更具指标意义的是：根据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覆盖100个国家的调查，美国净支持率从去年的+22%大幅降至-5%，而中国从+5%攀升至+14%。这组数据也反映全球对国家品牌的感知变化。
美国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宣布对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声明全文如下：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加强审查。” 该声明的英文全文如下：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ill work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o aggressively revoke visas...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欢迎庞德伟（David Perdue）大使：共同开启中美交流新篇章
尊敬的庞德伟大使阁下： 祝贺您被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您的到任具有非凡意义。我诚挚地希望，您在华履职期间，能够秉持洞察力、勇气与建设性的对话精神，推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研究者、《无界传播》总编辑，我长期关注中美之间叙事格局的演变。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不仅仅源自战略利益的分歧，更深层地根植于认知错位与叙事不对称。我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探索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互鉴可能。 您在国际商业领域的卓越经历，以及对亚洲文化的长期接触，使您具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独特视角。我相信，这些经验不仅将帮助您从容应对外交复杂性，也将助您更深入地倾听来自中国社会的多元声音——那些超越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框架的真实表达。 如有机会能为促进相互理解贡献绵薄之力——无论在学术、专业还是认知层面，我都将不胜荣幸，愿与您交流，分享我对中美交流的观察与思考。 期待您在未来使命中，以坚定的步伐和卓越的智慧书写新篇章。 此致敬礼！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教授
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the...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误判四：以为可以轻易切断中国的全球联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低估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即使美国实施贸易限制，中国仍然能通过多样化的国际合作来降低制裁的影响。中国制造的关键组件和技术早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无法被轻易替代。 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往往能激发中国的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这种政策不仅未能阻碍中国发展，反而加速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进步。例如，面对美国的芯片封锁，中国加强了对半导体领域的投入，迅速推进了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误判背后的更深层问题：认知惯性 这些误判的背后，其实都指向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认知惯性。美国很多对华判断，仍然沿用过去的老经验和旧观念，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节奏，没能理解不断变化的中国。 中美之间的认知鸿沟，若不能在传播层面被看见和拆解，误判很可能会在一次次政策摩擦中累积升级。对美国而言，理解中国，才是有效竞争的第一步。
文章推介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全球AI军备竞赛新态势：美国、中国与欧盟的布局
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与争议点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文世界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译文，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翻译问题。《无界传播》推荐如下中文译本：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英文原文如下：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