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外交—制度层面 美国在北极的目标还包括制度嵌入。通过双边协议、投资项目、科研合作和安全安排,美国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主权的前提下,增强对格陵兰的影响力。此类安排既符合国际法,又降低了对北约盟友体系的冲击。换言之,美国希望的是名义主权不动、功能控制最大化。 3. 内部政治层面 格陵兰议题也是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动员工具。高调表述“购买格陵兰”,可以营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使政策争议转化为政治资本。这种策略既不立即需要结果,又能长期维持议题热度。 三、去主权化趋势与长期影响 在现实运作中,格陵兰逐渐进入“名义独立、功能依附”的状态: 安全事务外包:美国在关键军事、雷达和情报设施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经济与科研依附:外资投入、科研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强化美国影响。 政策与决策受制约:岛内重要议题的讨论需考虑美国战略利益。 这种“去主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能自动获得主权。历史经验显示,长期依附往往固化为非对称关系,而非领土并入。即便未来格陵兰进一步依赖美国,主权名义仍极难改变,除非格陵兰社会内部发生根本性身份重构,并在合法、公投机制下选择与美国建立自由联合关系。...
2026-01-08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2026-05-22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2026-02-04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2026-06-10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2026-05-12在碧波浩渺的太平洋深处,一场没有硝烟的科技争夺战正在上演。2023年9月,马绍尔群岛政府宣布暂停由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底光缆项目,转而接受美国资助的替代方案。这个仅有5.8万人口的岛国,意外成为中美数字基建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缆背后的战略价值 太平洋现存59余条海底光缆中,其中73%经过岛国专属经济区。这些外层保护结构直径通常为20厘米左右的海底光缆,承担着全球约97.4%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传输。2023年澳大利亚资助的东密克尼西亚光缆项目(设计容量为18Tbps)与华为海洋参与的所罗门-悉尼光缆形成直接竞争,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新态势。 岛国的现实困境 技术依赖:瑙鲁、基里巴斯等岛国仍在使用卫星通信,与海底光缆相比,带宽差距达千倍级。环境威胁:2022年帕劳海域出现珊瑚白化现象,虽归因于海水温度升高,但海底光缆建设对生态的影响仍存争议。但学界尚未确认其与海底光缆施工有直接因果关系。债务风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2021年接受的光缆贷款,相当于其GDP的6.2%。 大国的博弈手段 美国通过”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承诺未来5年向南太投入6.05亿美元数字基建资金。2019-2023年援建太平洋岛国数据中心9个、海底光缆3条(含巴新-所罗门、所罗门-悉尼等)。澳大利亚2023年11月启动”太平洋数字连接”计划,并计划使用地震带规避路由设计型海底光缆。 岛民的智慧突围 有专家概念性建议,汤加可开发基于传统树皮布图案的网络安全协议;萨摩亚有可能与IBM合作试验区块链土地登记系统。所罗门群岛在最新光缆协议中明确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转让15%股权给本土公司,并将年度维护费的5%投入海洋生态基金。 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太平洋岛国数字主权意识显著增强,2023年相关立法提案较2020年增长27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警示:”数字殖民主义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控制重现历史霸权模式,我们必须警惕这一趋势。”这场海底光缆之争,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太平洋权力格局。
2025-02-28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202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