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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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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后,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一分为二

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那时的国际传播虽然存在不同流派,但讨论的始终还是传播问题,而不是战略竞争问题。 二、2021年后: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开始形成 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之后。 随着国际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提升,越来越多来自其它涉外领域的专家开始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相应地,国际传播讨论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 “新来者”倾向于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特别关心认知战、信息战、政治战、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等视角下的国际信息活动。 这些议题当然都与传播有关,但其知识来源已经不仅是传播学,而更多受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军事学以及情报研究的影响。 因此,今天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都打着“国际传播”旗号的知识共同体。 一个仍然立足传播学,关注传播规律、跨文化理解、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文明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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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亚洲

“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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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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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亚洲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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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