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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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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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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亚洲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传播学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亚洲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亚洲北美

Does China Really See America as Declining?——A Discussion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d challenges the implicit assumption in a recent...

欧洲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