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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部分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我们绝非反对人事改革,更不认同“躺平”。高校需竞争、需活力,打破终身制、强化考核,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但我们坚决反对只约束基层、不约束管理层,只要求教师、不要求干部的选择性改革。若学校要推行“不进步就走人”的铁律,恳请从上到下、一视同仁:校领导、管理层同样设定明确聘期与晋升考核,不达标者主动辞职,为全校师生树立公平标杆。 杨校长,您在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敢慢下来,沉下心做大事”,鼓励大家坚守长期主义、深耕基础研究。这份理念,一线教师深信不疑、努力践行。但当六年考核利剑高悬,当规则公平难以保障,我们又如何安心“慢下来”,如何潜心科研、教书育人? 百年同济,以“同舟共济”为校训,核心是公平共济、同心同行。期待您正视规则不公的争议,优化改革方案,让制度既激发活力,更守护公平;让同济成为教师安心治学、学生潜心求学的净土,而非人人焦虑、人人自危的赛场。 此致敬礼! 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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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亚洲北美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传播学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传播学北美

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亚洲

CCP and Govt Should Exercise Caution in Joint Institutions with Universities

Overall, the disadvantage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co-establish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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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电报曝光:驻外使领馆升级应对“反美叙事”

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