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无界传播》的使命：以传播促进理解，以认知调解推动世界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6日 这一深刻洞见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根源。归根结底，战争产生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之间长期积累的误解、隔阂和敌意之中。 因此，维护和平不仅需要政治、安全和外交机制，也需要在人类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建设和平的基础。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关系的建立过程。有效的传播能够减少误解、消解隔阂、促进信任，而失衡的传播环境则可能强化偏见、固化对立，甚至加剧冲突。 基于这一认识，自创办以来，《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始终关注国际传播、文明交流、认知差异与全球和平议题，致力于探索传播如何促进理解、连接不同社会，并为和平实践创造条件。 一、传播的核心使命：促进理解，而不仅是传播信息 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并非信息不足，而是理解不足。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往往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体系和现实认知。同一事件、同一信息，在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种认知差异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容易转化为误解、不信任、敌意、对抗。 因此，传播的深层使命不应只是扩大信息影响力，更应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 真正有价值的传播，不仅要回答“如何让别人听见”，更要回答“如何让不同的人能够理解彼此？” 《无界传播》关注的正是传播中的这一公共价值。 二、认知脱嵌：促进理解的一种传播方法 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冲突，并非完全源于利益不可调和，而是源于不同主体长期处于自身认知框架之中。 个人、群体和社会往往受到自身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经验和信息环境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 当不同认知结构之间缺乏交流时，就容易产生“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他者”的状态。 为此，《无界传播》提出“认知脱嵌”概念，试图探索一种促进理解的方法。...
《无界传播》征稿启事
在这个信息纷杂但共识稀缺的时代，《无界传播》秉持”以理性穿透偏见，以对话消弭鸿沟”的初心，致力于构建跨文明对话场域。我们相信，当文字成为解构认知壁垒的手术刀，当思想化作弥合文明裂痕的黏合剂，人类终会抵达更高维度的和谐化境。 【征稿主题】《无界传播》旨在促进跨文明对话，消除认知鸿沟，促进跨越地域、种族、信仰、阶层、国界、文化的对话与合作，推动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行文准则】 展示较高维度；呈现事实依据；避免空泛议论；构建严密推演链条；提出新见解；理性阐述；彰显人文关怀；遵守相关法律；作者拥有完全版权。 【特别说明】《无界传播》由总编辑个人薪金维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目前无力支付稿酬，祈望谅解。 【文章篇幅】言简意赅，以1000-2000汉字或600-1200英文单词为宜（稍长文章请附摘要） 【语言要求】中文或英文 【投稿邮箱】bytaishan AT sina.com （3日内如收不到回复，请换种方式联系或另投它处） 【结语召唤】当您写下每个字符时，都是在为不同文明搭建对话的连廊；当您的观点被传播时，就是在给世界的伤口敷上理性的药膏。《无界传播》期待与您共同书写一部特殊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而是用思想与文字铸就的和平史诗。 《无界传播》编辑部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文章推介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北京锡安教会：一个进入中美议题的中国家庭教会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宗教与人权议题再次进入中美舆论场。 文/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对台军售、黎智英案以及“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等问题。 相比黎智英，很多中国公众对“金明日”以及“北京锡安教会”并不熟悉，但在美国宗教自由组织、保守派政治圈以及国际人权网络中，北京锡安教会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中国家庭教会案例。 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一个中国城市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什么是北京锡安教会？ 这里所说的“锡安教会”，特指北京的Zion Church。 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宗教组织，也不是某种跨国教会总部，而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体系中的一个新兴教会。 “锡安”（Zion）原本是《圣经》中的宗教概念，象征神圣之地与信仰共同体。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名为“Zion Church”的教会，它与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并不是同一概念。...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