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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观察:民进党的选举逻辑与台湾的长远利益

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是否真正有利于台湾,最终要看它能否转化为持久的安全、发展与社会福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21日 近几年台湾选举呈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的表现相对稳定,但其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所有选举中获得同等程度的支持。2024年,赖清德赢得总统选举,得票率为40.05%;与此同时,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选举中只获得51席,少于国民党的52席。2025年,针对31名国民党立法机构成员的罢免案又全部未获通过。 这些结果说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但其政治主张并未形成台湾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民进党赖以争取选举支持的政治逻辑,是否也有利于台湾的长远发展? 评价这个问题,需要将选举利益与社会利益区分开来,将短期政治收益与长期战略成本区分开来。 一、台湾主体性:政治自主与身份对立并非一回事 民进党长期强调台湾主体性,这一政治主张有其社会基础。经过长期民主化,台湾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台湾居民对自身政治前途的关注也具有现实合理性。维护民主制度、保障社会自主决定政治未来的权利,是台湾长期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需要区分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维护台湾社会的政治自主性,另一个是通过强化与大陆的身份区隔来建构政治认同。两者并不必然一致。 政治主体性可以建立在民主制度、社会参与和公共治理的基础上,不必以持续强化两岸敌对意识为前提。如果政治认同越来越依赖外部对立,社会就可能陷入一种困境:政治上的团结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对立对象,正常的两岸交流也容易被赋予政治忠诚的含义。 从长远看,台湾需要维护自身的政治自主性,同时保留不同政治认同群体之间的沟通空间。主体性不应成为社会排他性的理由。 二、两岸关系:安全政策不能忽视安全困境 民进党强调强化防务、深化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两岸经济和社会交流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这些政策有其现实背景。台湾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客观存在,增强防卫能力、降低关键产业和供应链的单一依赖,也有一定的战略合理性。 但安全政策需要考虑互动后果。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指出,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从而引发对方的反制,最终使双方都处于更加不安全的环境。 台湾问题尤其具有这种复杂性。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军事活动和政治压力,会影响台湾社会的安全判断;台湾方面的政治表述、防务建设和对外合作,也会影响大陆对两岸关系的判断。 因此,台湾的安全战略不能只考虑自身采取了什么措施,还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可能引发的外部反应。 强化防卫能力与维持沟通渠道并不矛盾。台湾需要避免的是,把安全政策逐渐变成单一的对抗逻辑,使危机管控、政治协商和社会交流失去空间。 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问题是:台湾能否在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建立更加稳定的两岸危机管控机制? 这比单纯强调强硬立场更有实际意义。 三、经济发展:产业优势不等于整体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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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险升级:核战争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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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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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越透明,为什么有时越不被信任?

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传播学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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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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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lcome Letter to Ambassador Perdue upon His Appointment to China

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