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流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参考文献： 相关文章：中国各地已建成国际传播中心212家
文章推介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美国孔子学院已几乎全军覆没，可中国人并不了解
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Why the U.S. Misreads China: The On-the-Ground Deficit
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