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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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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当下关于中国的公开信息,从宏观数据到政策文本,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其数量与可获得性都远高于以往。对于具备专业能力的研究者而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常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了大量信息,并不等于理解其运行逻辑。 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属于“事实层”,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战略判断所依赖的则是“机制层”与“情境层”——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如何运作、将走向何处。正是在这一层面,认知开始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在地缺席”:认知失真的起点变量 从经验与观察出发,可以将问题的关键收敛为一个更基础的变量:在地缺席(absence of embedded experience)。 所谓“在地”,并非简单的地理停留,而是指持续、嵌入式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现实运行之中,包括与不同层级主体的持续互动、对制度运行的情境性观察、对社会节奏与行为预期的体感把握。 一旦这一维度缺失,认知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替代机制:依赖既有知识框架解释新现象;使用二手信息拼接现实图景;通过熟悉叙事填补理解空白。这正是许多对华认知滞后的起点。 四、从“缺席”到“失真”:机制如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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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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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致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的信

尊敬的教皇阁下: 愿和平与神圣的智慧与您同在。 我向您当选为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表示衷心的祝贺。愿您的教皇职务成为全人类和解与团结的灯塔。 我写信给您,并非以一位教授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位谦卑的求道者,致力于促进人类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超越所有文化、信仰和认知的边界。我是《无界传播》平台的创始人和总编辑,这是一个虽小但不断发展的平台,致力于实践我所称之为“认知脱嵌”的过程:引导个人、群体和组织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 我们的工作根植于一个深刻的信念:真正的和平始于我们不仅用心去看,更要超越心灵的局限——当我们学会溶解那些无声塑造我们认知的习惯、偏见和分隔的壁垒时,真正的和平便开始了。这一理想与基督教的和解愿景以及佛教的“去分别心”和“众生平等”的教义深深契合。 在您的个人旅程中——从您在秘鲁的岁月,到您成为圣父的升任——您展现了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精神。您当选为教皇利奥十四世,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坚信天主教会依然是一座充满恩典的活体容器,愿意倾听并重新与世界对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深感荣幸——《无界传播》社区也将从中受益——若教皇阁下能为那些寻求超越社会构建的界限、迈向理解统一之路的人们,送上简短的祝福或寄语。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邮寄,几句鼓励的话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和道德的指南,深受我们珍视。 感谢您,教皇阁下,感谢您为超越分歧的真理做出的见证。无论能否收到您的寄语,我依然感激您的存在与榜样。 敬上,毕研韬 总编辑《无界传播》,一个致力于促进认知自由的平台www.borderlesscomm.com

传播学

中国外宣干部亟须避开“四个坑”

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北美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亚洲北美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亚洲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