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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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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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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罢免”失败,彰显台湾民主深层逻辑

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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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全球国际访问量前十网站排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Similarweb 与 Semrush 对全球网页访问量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以跨国网页访问次数(Monthly Web Visits)为核心指标,当前全球国际访问量排名前十的网站如下: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ChatGPT、Reddit、Wikipedia、X(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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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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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议题:中美竞争稳定化的关键试验场

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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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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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