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两位学者称之为“功能失调”而非“功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这种传播后果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公众并非因为完全无知而不行动，而可能因为接触了大量信息，误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问题、履行了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理论并没有断言大众传媒必然使人消极，也没有把这种后果解释为治理者有意实施的策略。它提出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社会机制。 二、从信息麻醉到娱乐分心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众面对的已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持续输入，还有短视频、网络游戏、明星娱乐、搞笑内容以及算法推荐所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 当代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娱乐内容对公共参与的影响。2023年，约尔格·马特斯（Jörg Matthes）、拉斐尔·海斯（Raffael Heiss）和亨德里克·范·沙雷尔（Hendrik van Scharrel）发表论文“The Distraction Effect”指出，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内容越多，人们越不容易参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娱乐内容还会分散政治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即使看到了政治信息，也未必因此更加关心政治，或进一步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文章推介
国际传播：提高声量，就能赢得信任？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中国央视3.15晚会备受质疑
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预测中国：技术前景光明，地缘阴云笼罩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