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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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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很多人感到: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

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第六,这是否意味着努力已经“失效”? 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努力不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再是主要变量。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必须嵌入合适的结构、位置与时机之中。这一转变要求社会层面进行更诚实的认知更新:与其不断强化个人道德,不如正视通道设计、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的问题。 第七,理解这一点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个体停止无谓的自责,也有助于公共讨论从情绪宣泄转向结构反思。一个社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承认“努力难度上升”,而在于拒绝讨论这一事实。只有当问题被准确命名,调整才有可能发生。 归根结底,“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的感受,并非对努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结构变化的直觉回应。理解这种回应,既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起点。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重新建立努力、预期与回报之间的可信关系。

文章推介

传播学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亚洲北美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亚洲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亚洲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亚洲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亚洲

大宝法王:中国和西方都应重视的宗教领袖

在全球宗教与文化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逐步走入更广泛视野,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重要宗教人物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在全球宗教版图中,藏传佛教具有独特位置。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宗教人物逐渐超越传统教派边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公共视野。其中,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正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宗教人物。无论在中国语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他的地位与影响力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他是谁:历史传承与当代身份的结合 “大宝法王”(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要传承体系,其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噶玛巴转世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制度化转世认定的体系之一,具有重要的宗教与历史意义。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出生于20世纪末,现常驻欧洲,大约7岁时被认定为继承者。他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使其在传统宗教训练之外,也具备较强的现代知识背景与跨文化理解能力。 在当代语境中,他既是宗教传承的代表人物,也是藏传佛教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区别于仅局限于宗教内部的传统上师,而更接近一种具有公共表达能力的宗教人物。 二、为何应重视:宗教影响力的多维展开 1.传承体系的象征意义:在藏传佛教内部,不同教派各具特色,但噶玛巴体系长期以来在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该体系的代表人物,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在信众中具有稳定的影响基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仪轨与修行指导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