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两位学者称之为“功能失调”而非“功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这种传播后果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公众并非因为完全无知而不行动,而可能因为接触了大量信息,误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问题、履行了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理论并没有断言大众传媒必然使人消极,也没有把这种后果解释为治理者有意实施的策略。它提出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社会机制。 二、从信息麻醉到娱乐分心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众面对的已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持续输入,还有短视频、网络游戏、明星娱乐、搞笑内容以及算法推荐所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 当代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娱乐内容对公共参与的影响。2023年,约尔格·马特斯(Jörg Matthes)、拉斐尔·海斯(Raffael Heiss)和亨德里克·范·沙雷尔(Hendrik van Scharrel)发表论文“The Distraction Effect”指出,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内容越多,人们越不容易参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娱乐内容还会分散政治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即使看到了政治信息,也未必因此更加关心政治,或进一步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
2026-10-05——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2025-06-12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2025-12-28当信息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国际传播也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信息交流到战略工具,从影响认知到对抗性行动,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0日 当代国际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而是日益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信息环境深刻变化,使国际传播的安全属性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 一、安全化:国际传播成为安全议题 国际传播的安全化,意味着信息流动、国际舆论、叙事竞争和认知影响等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分析与治理框架。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与跨境沟通、文化交流、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相关。随着信息环境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信息操纵、网络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及其对社会信任和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议程。 安全化改变的不只是国际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传播问题的界定方式。当传播被视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时,信息核验、风险监测、舆情研判和传播能力建设便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但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应被视为安全威胁。过度扩大安全概念,可能模糊正常的信息交流与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之间的界限,也会压缩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的空间。 二、工具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战略目标 国际传播的工具化,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传播手段,实现外交、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 事实上,传播具有工具属性并非新现象。公共外交旨在增进对外理解,国际传播可以服务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传播是否具有目的,而在于特定目标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式及其评价标准。...
2026-10-10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2025-07-25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橡木桌上,堆满未签署的行政令。这是特朗普2.0时代的典型场景:政治不再是协商妥协的艺术,而是单边行动的战场。这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的总统,正在以民粹主义的铁锤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 传统政党政治精心构建的共识体系遭遇解构危机。特朗普团队将联邦官僚机构视为”深层政府”,司法独立被视为”政治迫害”,国会监督被称作”政变阴谋”。这种系统性否定不仅针对政治对手,更直指美国宪政体系的核心价值。当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威胁解职独立检察官时,三权分立的防火墙正在出现裂痕。 全球化共识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分崩离析。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波及全球产业链,退出《巴黎协定》动摇气候治理框架,威胁退出WTO撼动多边贸易体系。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经济决策,而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否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直言:”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寻租游戏。” 社交媒体时代的”另类真相”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特朗普团队深谙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规律,通过制造”奥巴马门”、”大选舞弊”等阴谋论,成功构建平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茧房。这种”后真相政治”不仅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更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其支持者对同一事件的事实认知与反对者差异度高达73%。 这场政治实验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当3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有权关闭敌对媒体”,当62%的共和党选民相信”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政治极化已超越政策分歧,演变为对民主游戏规则的根本质疑。特朗普现象不是偶发的政治意外,而是技术革命、经济失衡、文化冲突共同孕育的时代产物,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范式转换的阵痛。
2025-02-26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2026-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