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其次,国际媒体格局本身具有强烈的历史路径依赖。像BBC和CNN这样的媒体在非洲拥有数十年的品牌积累,其影响力与英语教育体系、新闻专业训练以及殖民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新进入者要在短期内改变受众习惯并不容易。 再次,彭博社也承认,中国在非洲的整体影响力并不低。Afrobarometer的调查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作用持正面评价。这说明媒体影响力与国家整体形象之间并不完全同步。 换言之,中国媒体在非洲的传播效果或许确实不如预期,但将其简单描述为“媒体帝国无人观看”,显然带有较强的叙事夸张。 三、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几点建议 尽管如此,彭博社的批评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确实面临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内容的新闻性与公共性。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发布,更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如果报道始终保持单一叙事结构,受众往往难以产生持续兴趣。提升新闻专业性,是增强国际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基础。 第二,应更加重视本地化表达。非洲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媒体生态具有明显多样性。传播实践如果缺乏对当地社会议题的深入理解,很难真正进入公共舆论空间。 第三,需要形成更稳定的制度环境。国际媒体的影响力通常建立在长期的专业积累之上。如果机构管理频繁变化或传播策略不断调整,受众信任很难逐渐形成。 第四,应当更加清晰地区分外交传播与新闻传播。前者强调国家立场,后者强调信息可信度。如果两者完全重叠,媒体就容易失去独立性,从而削弱受众信任。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国际传播能力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制度与文化积累。中国在海外媒体领域的布局时间并不算长,因此当前的阶段性困难并不意外。 未来,唯有通过持续改革与专业建设,才能使中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体系中逐渐形成稳定而可信的存在。
2026-03-13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2025-03-28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2025-05-09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2025-02-15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2026-05-08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2025-07-30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2025-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