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把叙事入口嵌入全球共同议题。 从不平等、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痛点切入，呈现经验的“可用性”。 3.让国际合作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叙事主体。 由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以真实案例“代言”，以第三方视角建立信任。 问题二：怎样做好公共外交多元传播主体的协调和激励，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公共外交天然带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具有动员性和宣传性，它会收编民间国际传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反而不利于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建设。更有效的路径是以国际传播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体的作用：政府提供事实基础与公共信息，社会主体以专业身份参与全球公共议题，从而自然构成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可以从三点推进： 1. 以“信息开放”而非“口径统一”作为协调的核心机制 协调并非让不同主体“齐步走”，而是要让他们获得真实、准确、可验证的数据，降低信息壁垒，使专业群体能够基于各自经验形成独立表达。当信息对称、多源验证成为基本条件，多元主体在自然状态下就形成互补，而非机械重复。 2....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文章推介
震惊！12款国产酱油被“团灭”
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德才兼备者，往往难容于组织/ Excellence Breeds Exile
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