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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其次,国际媒体格局本身具有强烈的历史路径依赖。像BBC和CNN这样的媒体在非洲拥有数十年的品牌积累,其影响力与英语教育体系、新闻专业训练以及殖民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新进入者要在短期内改变受众习惯并不容易。 再次,彭博社也承认,中国在非洲的整体影响力并不低。Afrobarometer的调查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作用持正面评价。这说明媒体影响力与国家整体形象之间并不完全同步。 换言之,中国媒体在非洲的传播效果或许确实不如预期,但将其简单描述为“媒体帝国无人观看”,显然带有较强的叙事夸张。 三、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几点建议 尽管如此,彭博社的批评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确实面临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内容的新闻性与公共性。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发布,更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如果报道始终保持单一叙事结构,受众往往难以产生持续兴趣。提升新闻专业性,是增强国际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基础。 第二,应更加重视本地化表达。非洲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媒体生态具有明显多样性。传播实践如果缺乏对当地社会议题的深入理解,很难真正进入公共舆论空间。 第三,需要形成更稳定的制度环境。国际媒体的影响力通常建立在长期的专业积累之上。如果机构管理频繁变化或传播策略不断调整,受众信任很难逐渐形成。 第四,应当更加清晰地区分外交传播与新闻传播。前者强调国家立场,后者强调信息可信度。如果两者完全重叠,媒体就容易失去独立性,从而削弱受众信任。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国际传播能力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制度与文化积累。中国在海外媒体领域的布局时间并不算长,因此当前的阶段性困难并不意外。 未来,唯有通过持续改革与专业建设,才能使中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体系中逐渐形成稳定而可信的存在。

文章推介

亚洲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传播学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传播学

Doubao:Western Media and Elites Deliberately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News and Propaganda

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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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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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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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对台湾动武吗?一位法国专家正在误导西方

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