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2026-03-31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2026-03-20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2026-07-09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2025-03-01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2026-04-10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2026-10-08文/毕研韬 在数字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每天,无数文章、视频、社交帖文在网络上快速涌现,塑造着公众认知。在这种背景下,“内容工厂”这一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它形象地描述了一种高效、批量化的内容生产模式。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和传播工具的升级,内容工厂的潜在武器化倾向值得引起重视。 一、概念来源与基本内涵 “内容工厂”这一词语在中文语境中较新,其概念最早来源于英文的Content Factory或Content Mill。 在中文中,“内容工厂”直译自英文,既形象又易于理解: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大量生产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等内容。其核心特征包括: 二、内容工厂的典型使用场景 商业与新媒体领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自媒体中,内容工厂模式广泛应用于企业宣传、品牌建设以及流量变现。团队通过高频发布和标准化模板,使内容覆盖广泛受众,提高曝光率。 科普、教育和信息传播:一些科普平台、教育机构或知识服务公司,也采用部分流水线化生产模式,将文章、视频或教学内容批量生成,以满足受众规模和覆盖需求。 国家安全与公共传播:在国家安全、公共舆论管理和政策宣传中,内容工厂模式可用于: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容工厂更侧重于舆论管理和信息影响,其合法性与规范性在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争议。...
2026-01-12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2025-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