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文章推介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揭秘“灰色国际传播网络”：身份伪装与项目化运作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8日 这些年，一类伪装型国际传播网络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类网络是由国家或准国家行为体主导，通过伪装或非透明方式组织的跨国传播结构，通过本地化新闻网站、代理机构与社交媒体矩阵影响全球舆论环境。 笔者将这类结构称为“灰色国际传播网络”（Gra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GICN）。需要说明的是，该概念系本文用于分析相关现象的工作性定义，并非现有国际学界统一术语。 一、法国与新加坡的最新发现：外部伪装型本地媒体网络 2026年6月，法国“警惕数字干预安全局”（Viginum）发现一个多语种外部传播网络，由13个网站组成，以“独立新闻媒体”形态运行，但在内容层面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存在关联。 此前，新加坡政府封锁了6个外部网站，这些网站冒充新加坡本地新闻媒体，使用本地语言与新闻格式，被新加坡政府认定与境外行为体有关，存在潜在“敌意信息行动”风险。 两国案例在结构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其共同特征包括： 1.外部身份伪装：网站均以目标国家“本地媒体”形式出现，名称、栏目与视觉设计高度模拟本地新闻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