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大会召开之后，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8时，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少数港澳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而西方主流媒体尚未见相关报道。
换言之，这次大会主要在与西藏议题已有关联的传播网络中传播。
这一现象引出了一个传播学意义上的问题：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
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传播最终面向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不同受众意味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媒介渠道和不同的传播策略。
如果目标受众不清晰，传播活动就难以进入精准传播阶段。
从公开情况看，目前关注大会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二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包括中国西藏网、CGTN、环球时报等。
这些媒体是中国官方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重点主要集中于大会召开、传播创新以及如何更好讲述西藏故事等内容。
第二类是部分港澳媒体和国际友中华文媒体，例如《南华早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报道大多属于活动报道，而非围绕大会本身展开深入讨论。
换句话说，目前的传播基本仍停留在既有圈层内部，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流公共舆论场尚未回应。
一种简单的解释是“西方媒体有偏见”，但如果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这种解释并不充分。
对西方主流媒体而言，一场国际传播大会本身并不具备很强的新闻价值。
国际新闻机构通常更关注冲突、危机、争议、重大政策变化以及国际事件。相比之下，国际传播大会属于典型的机构性活动。
因此，即使大会组织得非常成功，也未必能够自动进入国际媒体议程。
与此同时，大会自身的设计逻辑也值得反思。
从公开议程看，大会讨论较多的是如何讲述、如何传播、如何运用新技术、如何提升传播效能。
相对而言，对国际受众的认知结构、信任结构以及不同国家受众的接受机制，讨论似乎并不突出。
这反映出当前国际传播领域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
更关注传播者自身，而较少关注受众；
更关注内容生产，而较少关注认知接受。
更关注表达逻辑，而较少关注理解逻辑。
当然，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传播者自身。今天的西藏国际传播环境，与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涉藏议题越来越容易被纳入国家安全、价值观竞争以及战略博弈框架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国际受众对涉藏信息的接收，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判断，而是受到既有认知框架影响。
这意味着，即使信息是真实的、丰富的、持续的，也未必能够自动改变认知。
也就是说，扩大传播声量，并不必然增加国际理解。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目标：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
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
但从传播实践看，未来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讲得更多”，而是“如何让更多人愿意听、愿意信、愿意理解”。
国际传播最终竞争的是认知连接能力，而非信息数量。
因此，西藏国际传播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究竟希望谁来理解西藏”。
只有回答这个问题，国际传播才可能走向认知沟通，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