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三、外部环境因素 6.地缘政治的“阻击”:德外长认为,因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俄罗斯在幕后积极游说多国,以阻止德国在安理会发出与俄立场相左的声音。 7.国内政治压力:国内经济萎靡及政府支持率跌至谷底也削弱了其外交投入的能力与信誉,打击了寻求合作的信心。 总的来说,德国此次竞选失败,是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政治支持基础薄弱的直接体现。德国虽保有经济实力,但这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强硬外交能否赢得普遍认同,将面临长期考验。
2026-06-04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所谓“混合威胁”,并不局限于传统军事攻击,而是包括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瘫痪、信息操纵、社会极化、外部认知干预、AI虚假内容传播以及金融与能源扰动等多种手段的组合性影响。 这意味着,国家安全的边界正在迅速扩张。 过去,安全主要属于军事与外交领域;如今,它开始进入信息传播、社交媒体、技术平台、数据系统、公共心理甚至日常生活空间。 德国此次提出将地铁站、地下停车场等公共空间纳入民防体系,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这种安全逻辑的扩展:“战时”与“平时”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而这,可能是未来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三、安全逻辑扩张的双重后果 从现实层面讲,德国强化民防并非没有合理性。现代高度数字化社会,本身就具有较高系统脆弱性。一旦能源、通信或网络系统受到冲击,社会运行可能迅速失稳。 因此,提高社会韧性、建立应急体系、强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具有现实必要性。 但另一方面,安全逻辑一旦不断扩张,也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 传播学研究早已发现,当风险叙事持续强化时,公众会逐渐把“不确定性”视为常态。 这种变化可能带来两个方向:一方面,社会更加重视危机管理、公共协作与系统稳定;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长期安全焦虑、社会紧张感上升,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增强。...
2026-05-23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忽视风险,反而体现出风险管理方式的调整。从公开研究来看,所谓“去风险”,在企业层面并未简单表现为资本撤出,而更多转化为区域内再配置。 正如欧盟委员会在相关文件中所强调的,“去风险”并不等同于“脱钩”(decoupling),其目标是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政策语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关键市场内部建立更完整的运营体系,以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从更具体层面看,这一投资增长至少由三类因素共同驱动:一是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基础吸引力;二是全球贸易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三是企业在多区域之间进行风险分散与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 五、舆论分化:三种解释路径 围绕德国对华投资增长,国际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解释路径。 第一种观点强调市场因素,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具有吸引力,投资增长反映了企业对其长期潜力的认可。这一解释在部分商界报告中较为常见。 第二种观点则更为谨慎,认为德国企业在供应链与市场层面对中国存在较强依赖,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路径依赖的延续。这一看法在部分政策研究机构与媒体评论中有所体现。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分析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即将这一现象理解为风险与资源的再配置结果。在这一框架中,企业在多重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不同区域的生产、供应链与市场功能进行重新分配。中国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部分原因在于其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稳定,以及在特定领域具备较高的运行可预期性。 六、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一组值得关注的张力 从更宏观角度看,这一趋势反映出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系统性安全与风险分散,而企业层面则更关注具体运营中的成本、效率与可控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两种逻辑并不必然一致,也不构成简单对立。 在全球经济秩序持续调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更需要从长期视角加以审视。无论政策环境如何变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已具有相当深度,因此有必要以理性、审慎的方式对待双边经贸往来,保持基本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推动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合作格局。这是我个人的真诚愿望。
2026-04-15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2026-08-122026年6月8日发布 近日,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代表团赴中国海南,开展了为期六天的参访交流之旅。此行实地体验当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伊斯兰文化、美食文化与滨海风光,行程充实,收获丰硕。代表团成员对海南回族社区的人文风貌给予高度评价,并真诚感谢本次活动统筹单位海南亚洲艺术馆的周到接待。代表团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新加坡民众赴海南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在海口参访期间,代表团受到海口马大胡子餐饮公司的热情接待,双方亲切交流,氛围融洽。代表团抵达三亚之际,恰逢当地一年一度的忠孝节,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代表团先后走访三亚南开清真寺和清真南寺,怀着庄重之心参加南开清真寺忠孝节会礼,深刻体悟传统节庆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适逢主麻日,代表团成员前往清真南寺参加主麻聚礼,近距离感受海南回族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礼仪。肃穆祥和的氛围、淳朴友善的民风,让来宾真切感受到三亚回族社区邻里和睦、安定团结的良好风貌。 随后代表团前往风光秀美的三亚市天涯小镇参访。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滨海渔村,将海岛风情与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融为一体。大家围坐于天涯小镇·观海明筑民宿,共品醇香的海南本土咖啡,伴着徐徐海风畅谈两地风土人情,真切领略海南自贸港别具一格的文旅风采。 参访途中,代表团相继游览三亚市大东海、三亚湾、凤凰岛、鹿回头等知名景区,并走进黎族非遗文化馆,感受海南多元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整洁舒适的社区环境、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贴心细致的接待服务,都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海南回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成效突出,社区氛围和谐融洽,文旅资源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 在饮食体验环节,代表团品尝了多款地道清真美食,马大胡子手抓羊肉、京穆兰牛肉面、真味园椰子鸡、李大姐海鲜、东来顺烤鸭、伊兰臻宴拌面、八亚湾抓饭等佳肴,风味地道,口感出众,赢得全体代表一致好评。 此次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了新加坡与海南在伊斯兰文化、民俗风情上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两地民众情谊,搭建起文旅互动、经贸合作的优质平台。未来,双方将持续开展常态化交流往来,以文化为桥梁、以合作促发展,携手推动两地人文交流与经贸协作再上新台阶。 2026年6月6日 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 供稿供图
2026-06-08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2026-05-10The debate over Taiwan’s future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o concern “who...
2026-05-27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2026-02-26——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202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