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吓阻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2.把“战略模糊”视为安全资产 战略模糊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风险缓冲机制。它为各方保留了解释空间，也为时间争取了价值。一旦把未来锁定在单一终局叙事中，短期的政治满足感往往会换来长期的安全脆弱性。 3.降低象征性对抗，强化实务性互动 高调的政治站位，可能带来短期舆论收益，却会压缩危机管理的空间。相反，低调、技术性、功能性的对外合作，更有助于在紧张结构中维持稳定。 三、社会层面：自保首先是“认知自保” 一个社会如果在心理层面提前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的风险反而会急剧上升。 1.警惕战争叙事的日常化 当战争被频繁地当作道德命题、身份试金石来讨论时，社会对复杂性的容忍度会迅速下降。不同意见被视为“不忠诚”，而不是风险提醒，这正是误判最容易发生的土壤。 2.拒绝“英雄化冲突”的想象 历史反复证明，战争最容易在被浪漫化时发生。当牺牲被提前合理化，理性计算就会被边缘化。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讨论，应当把生命、生活与代际延续置于抽象价值之前。 3.区分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
文章推介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耿同学，撕开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导语：少数孤勇者执炬照浊，撕开象牙塔内长久遮蔽的假象，一场关于中国学术生态的祛魅与觉醒，或正由“耿同学”的打假行动拉开序幕。 作者：石敢当 2026年5月16日发布 在精英光环笼罩、层级壁垒森严的中国高校学术圈，一位“普通青年”，以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学界的风暴。他就是全网爆红的“耿同学”，一位肄业博士生，如今专注学术打假的B站博主。他跳出学术圈层的人情闭环，拒绝与潜规则同流合污，以AI数据分析、硬核证据核验、公开透明的网络发声，专盯国内顶尖高校的所谓“权威学者”，实名曝光论文数据造假、学术不端乱象，用普通人的较真，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耿同学”完成五连发实名打假，瞄准学界金字塔尖的群体，被曝光者无一不是手握行政权力、国家级人才头衔、掌控巨额科研经费的学术精英。名单清晰可查： 第一位，同济大学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其《Nature》顶刊论文被核查出图片重复、实验数据失真，最终被免去院长职务、降岗处分，成为首位被正式处理的学者； 第二位，南开大学原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国家杰青），其《Nature Cancer》论文中64组实验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违背生物实验天然随机性； 第三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核心论文，被曝出图片挪用、数据可疑； 第四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国家杰青），顶刊论文存在跨图复制数据、实验图表拼接问题；...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毕研韬民族宗教相关研究部分成果一览表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考试发生重大失误
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