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2026-01-30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2026-05-08Dear Ambassador Perdu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m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2025-05-10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2026-02-04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2026-05-26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2026-06-12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2025-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