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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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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So Obedient?

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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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止驻华政府人员与中国人恋爱或有性关系

文/陈语柔 美联社消息:美国政府已禁止在中国的政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与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四位匿名知情人告诉美联社,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1月离开中国前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 尽管此前美国机构已经制定了相关禁令——这被称为”禁止亲密交往“政策,但“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公开报道。美联社线人透露,去年有美国议员联系伯恩斯,表达对相关限制措施不够严格的担忧。 美国这一政策体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个人层面的渗透,而笔者关心的是,这会在外交、社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吗?美中关系何时会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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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传播学

Why Is Reform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 Difficult?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Behind the Challenge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2,2026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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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