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2026-01-30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2025-06-30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2026-05-24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2025-02-15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2026-04-24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2026-02-05“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2025-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