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卢旺达投资2亿美元建设本土云数据中心，计划2025年实现政府数据100%本地化存储。埃及启动“数字埃及”计划，扶持本土AI初创企业，限制外国资本对关键数字企业的控股比例。肯尼亚与华为合作建设东非首个AI研发中心，但要求技术专利共享。 （三）数字金融主权争夺 非洲国家加速推广央行数字货币（CBDC），如尼日利亚的e-Naira、加纳的e-Cedi，以对抗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对货币主权的侵蚀。非洲推出区域支付系统（如非盟的Pan-Africa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减少对Visa、SWIFT的依赖。 三、争议与博弈 （一）与跨国科技巨头的冲突 2024年尼日利亚政府因Meta未缴纳数字税，短暂封禁Facebook和WhatsApp，最终Meta妥协支付2亿美元和解。肯尼亚要求Uber将算法定价规则透明化，否则禁止运营，引发外资抗议。 （二）大国技术竞争夹缝...
文章推介
美国对华政策新信号：一份国会报告透露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After 2021,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Split into Two
Today, the biggest chang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in the...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2026“特习会”：中美元首究竟谈了哪些问题？
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这场被外界称为“特习会”的峰会，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层战略沟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7日发布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此次会谈并未达成类似“大交易”式成果，也没有出现足以改变国际格局的突破性协议。不过，它仍然被广泛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美高层互动，因为它发生在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台海风险上升、中东局势紧张、全球经济承压、AI竞争加速、供应链安全化趋势持续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峰会最核心的目标，并非“解决问题”，而是“防止失控”。那么，这次“特习会”究竟谈了什么？ 一、台湾问题：峰会中最敏感的核心议题 台湾问题是此次会谈中最重要、也最敏感的议题。 从公开报道看，中方在会谈中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并警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方则继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在表述上明显更具“交易型”风格。 国际媒体尤其关注几个细节： 其一，美国近期部分对台军售安排被暂时延后； 其二，特朗普在部分场合中，将台湾问题更多纳入“谈判筹码”逻辑，而非传统“价值同盟”框架； 其三，台湾内部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讨论明显增加。...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