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卢旺达投资2亿美元建设本土云数据中心，计划2025年实现政府数据100%本地化存储。埃及启动“数字埃及”计划，扶持本土AI初创企业，限制外国资本对关键数字企业的控股比例。肯尼亚与华为合作建设东非首个AI研发中心，但要求技术专利共享。 （三）数字金融主权争夺 非洲国家加速推广央行数字货币（CBDC），如尼日利亚的e-Naira、加纳的e-Cedi，以对抗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对货币主权的侵蚀。非洲推出区域支付系统（如非盟的Pan-Africa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减少对Visa、SWIFT的依赖。 三、争议与博弈 （一）与跨国科技巨头的冲突 2024年尼日利亚政府因Meta未缴纳数字税，短暂封禁Facebook和WhatsApp，最终Meta妥协支付2亿美元和解。肯尼亚要求Uber将算法定价规则透明化，否则禁止运营，引发外资抗议。 （二）大国技术竞争夹缝...
文章推介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大宝法王：中国和西方都应重视的宗教领袖
在全球宗教与文化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逐步走入更广泛视野，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重要宗教人物之一。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在全球宗教版图中，藏传佛教具有独特位置。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宗教人物逐渐超越传统教派边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公共视野。其中，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Ogyen Trinley Dorje）正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宗教人物。无论在中国语境，还是在国际社会，他的地位与影响力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一、他是谁：历史传承与当代身份的结合 “大宝法王”（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重要传承体系，其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噶玛巴转世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制度化转世认定的体系之一，具有重要的宗教与历史意义。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出生于20世纪末，现常驻欧洲，大约7岁时被认定为继承者。他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使其在传统宗教训练之外，也具备较强的现代知识背景与跨文化理解能力。 在当代语境中，他既是宗教传承的代表人物，也是藏传佛教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区别于仅局限于宗教内部的传统上师，而更接近一种具有公共表达能力的宗教人物。 二、为何应重视：宗教影响力的多维展开 1.传承体系的象征意义：在藏传佛教内部，不同教派各具特色，但噶玛巴体系长期以来在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该体系的代表人物，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在信众中具有稳定的影响基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仪轨与修行指导层面，也体现在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之中。...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