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文章推介
祛魅与觉醒：中国社会的启蒙叙事
少数启蒙者执炬破暗，更多普通人祛魅觉醒，这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思想图景。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16日发布 近些年，一股深沉的思想浪潮正在席卷当代中国：越来越多普通人挣脱惯性裹挟，跳出既定认知牢笼，开始审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追问权力分配与资本流动的真相。这场全民层面的认知觉醒，并非时代偶然，而是无数先知先觉者长久坚守、持续启蒙的必然结果。所谓启蒙，核心要义便是祛魅——撕开权力与资本精心编织的认知幻象，揭露其操纵大众思想、规训群体意识的底层逻辑，让蒙昧者看见真相，让盲从者学会思考。 长久以来，一套隐形的结构性秩序，构建起层层叠叠的认知壁垒。学校体系侧重合群规训，弱化独立思辨；大众媒体筛选信息导向，遮蔽完整真相；职场环境推崇顺从适配，磨灭自我判断。整个社会系统，始终在引导个体学会服从、习惯标准化、接纳既定规则，却极少传授解构社会、审视权力、洞悉财富流转的思维能力。 这套秩序的底层逻辑，是刻意让多数人陷入思想麻醉，甚至主动热爱这种沉睡。资本需要盲从者制造流量红利，权力需要顺从者维系社会稳定，二者通过舆论引导、情绪操控、信息筛选，潜移默化塑造大众认知。普通人困在“努力就能成功”的片面叙事里，困在流量热点编织的情绪陷阱里，看不见资源垄断的真相，看不懂规则制定的逻辑，在被动消耗中，沦为被操纵的群体。 启蒙者的使命，便是打破这套闭环，完成一场艰难的认知祛魅。他们拒绝迎合流量，敢于直面真相，不惧触碰尖锐的现实议题，如微信视频号“星辰”一般，以直白犀利的表达，撕开被刻意掩盖的面纱。他们拆解流量背后的资本博弈，揭露舆论背后的情绪操纵，点破财富分配的真实逻辑，把权力如何运作、资本如何收割、社会如何分层的底层真相，直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他们不制造极端对立，不贩卖焦虑恐慌，而是唤醒理性与思辨：教会人们质疑既定叙事，审视热点舆论，分辨信息真伪，不再被动接受灌输的三观；引导大众建立对社会结构的敏感度，跳出个人得失，看见时代运行的规律；让普通人明白：财富的本质从不是单纯的个人努力，而是资源入口、规则分配与垄断特权的博弈。 认知祛魅，从来不是消极的阴谋论调，而是当代人最珍贵的自我救赎。当越来越多人在启蒙之下挣脱蒙昧，看清操纵的逻辑，便不会被情绪裹挟、被舆论带偏、被虚假叙事蒙蔽；当独立思考成为全民共识，盲从与狂热自然消解，社会将走向更加理性、包容、多元的新阶段。 以微光启智，以启蒙祛魅，以清醒觉醒。当代中国的思想觉醒，正是无数启蒙者前赴后继，撬动大众认知革新的时代答卷。在祛魅中看见真相，在觉醒中守住本心，既是每个普通人的成长之路，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必经征程。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海南自贸港，如何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
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谁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关于台湾未来，中文世界长期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台北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北京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立场理所当然，也都认为对方忽视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现，人们实际上在讨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谁有资格决定台湾的未来？谁有能力决定台湾的未来？前者涉及合法性与政治原则，后者涉及实力、意志与现实政治。 要理解台海问题，或许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谁有资格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是一个关于合法性的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与台北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 1.北京的逻辑：全体中国人民拥有决定权 北京的立场十分明确。根据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政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在这一逻辑下，台湾的未来不仅关系到台湾居民，也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和民族利益。因此，北京认为，台湾前途不可能仅由台湾地区居民单方面决定。 从北京的视角看，如果允许台湾单独决定自身归属，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台湾拥有决定国家领土归属的权力，而这与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国家统一原则根本冲突。这种逻辑背后的核心原则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台北的逻辑是：台湾居民拥有决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