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从政策与制度分析，“取代论”在三个关键维度上都难以成立。 （一）在动机层：北京缺乏取代香港的战略动机 从国家治理理性看，“取代香港”并不符合成本-收益逻辑。 香港长期形成的普通法体系、国际金融信任机制与专业服务网络，是一种已经被全球市场反复验证的制度资产。对北京而言，这种资产并非需要主动削弱或放弃的对象，更不存在“必须以海南替代之”的政策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可核查的政策文件与官方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是差异定位、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而非任何“替代”“转移中心”的表述。政策话语在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证据。 （二）在能力层：海南客观上不具备取代香港的条件 即便存在主观意图，海南在现实结构上也难以承担“取代者”的角色。 首先，二者并非同构制度。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国际仲裁功能与高度自治的司法环境，在全球市场中具有不可复制性；海南则是在大陆法体系下推进制度创新的开放平台，二者并不构成可直接替换的“同类选项”。 其次，金融与专业服务生态无法通过政策速成。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来自数十年积累的市场惯性、国际社群与非正式信任网络，这些并非自贸港政策所能在短期内生成。 再次，从功能定位看，海南是一个高试错容忍度的制度实验区，而香港则是一个以稳定性、可预期性为核心价值的成熟节点。二者承担的是不同风险结构下的不同角色。 （三）在结构层：中国的开放格局本不以“替代”为逻辑...
勇做“播火者”：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外事系统解锁国际传播“密码”
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目前我国存在两支国际传播队伍：一支熟知并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另一支试图以其他学科思维替代传播逻辑。二者都打着国际传播的旗号，但恰如平行世界，即使偶有合作，多为后者需要前者站台。前者相对低调，后者更为活跃。若能选用恰当人才，将是海南之幸，但若所用非人，将向外界传递“用人失察”等信号。 建议省委完善国际传播人才甄别、培养、使用与反馈闭环，确保人才选拔和使用精准高效。建议选拔既懂中国逻辑、又懂国际表达，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转换政策意义，同时热爱海南、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专家型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海南可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沟通顺畅高效，能以有效的叙事赢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后记 作为一名在海南工作生活21年的“新海南人”、一名拥有35年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专家，我深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国家和海南的重要意义。我全力支持党中央和海南省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愿意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选择以公开方式建言，是期望借助更为可控的传播渠道，使个人建议能够更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相信，畅通信息反馈机制、让专业意见直达决策层，这本身就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将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案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之立场）
文章推介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