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
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2009年12月，《博讯新闻网》（Boxun News）发布了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引发部分华文网络舆论圈关注。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5月3日发布 《博讯新闻网》是一家服务器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创建于2000年前后，创办人是孟维参（网名“韦石”，英文名Watson Meng）。《博讯网》采用公民记者模式，允许用户匿名投稿。 以下是《博讯新闻网》评选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A-C：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 D－H：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 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 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 J－L：江平、刘洪波 、廖亦武、卢跃刚、李银河、凌沧洲、令狐补充、李悔之、 李大同、 刘晓波、 刘军宁、龙应台 M—T：茅于轼、莫少平、潘石屹、秦晖、秋风、冉云飞、十年砍柴、沙叶新、孙立平、孙文广、 邵建、时寒冰、腾彪、童大焕 W：吴祚来、韦石、王军涛、五岳散人、吴稼祥、吴国光、吴敬琏、王力雄、王康、 汪丁丁、温克坚 X：许之远、笑蜀、萧翰、徐贲、夏明、信力建、夏业良、徐唯辛、徐友渔、熊培云、许志永、谢泳、薛涌 Y：杨锦麟、鄢烈山、于浩成、杨建利、野夫、余杰、于建嵘、杨继绳、杨恒均、袁伟时 Z：章文、张博树、张祖桦、章立凡、周其仁、张鸣、周素子、张伟国、张思之、朱学勤
文章推介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建议国际足联（FIFA）官网增加（恢复）中文网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近日，不少中国网友注意到，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官方网站目前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尼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共10种语言的页面入口，其中没有中文。 这一现象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不少舆论认为，因为与中国就世界杯转播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联一怒之下删除了中文页面。很多中国网友信以为真、愤愤不平 从国际机构运营角度看，是否提供某种语言版本，不仅涉及运营成本与内容维护，也体现其对相关语言使用群体规模、市场价值以及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否提供中文网页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体育市场之一。 无论是世界杯观众规模、商业赞助能力、赛事转播市场，还是足球人口与消费潜力，中国都已成为国际足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际足联官网长期缺乏中文页面，难免会让部分中国用户产生一种“不被重视”的感受。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中文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身份与国家地位的体现。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国际机构是否提供中文服务，往往会被视为一种正式认可与平等对待的象征。 事实上，越来越多国际组织与跨国机构已经开始强化中文服务体系。例如联合国长期使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多数国际科技平台均设有完整中文界面；越来越多国际体育赛事开始重视中文传播与中国市场运营。 因此，如果国际足联增加（恢复）中文网页，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球迷的使用体验，也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与国际足球之间的连接感。 这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尊重。 国际化从来不只是“进入市场”，更包括对不同语言、文化与受众的平等理解。对于一个真正面向全球的国际体育组织而言，中文不应被视为边缘语言，而应被视为全球传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欧盟如调整“一中政策”，或产生反效果
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美国民主基金会如何塑造涉华认知
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