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公开报道能够证明的是访问发生了，双方进行了会谈，表达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至于“争夺影响力”“平衡俄罗斯”“制衡美国”等说法，则更多属于分析者基于既有理论框架做出的推测，而非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二、中国人理解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 如果让许多中国普通人来理解此次访问，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个更加朴素的解释：这就是一次“走亲戚”。 当然，这里的“走亲戚”并非字面意义，而是一种关系逻辑。 在中国社会中，亲戚之间的来往并不一定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也不一定每次都要达成某项成果。很多时候，仅仅是见个面、聊聊天、维系联系，本身就具有价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经验。 然而，许多西方观察者却习惯于用交易逻辑理解国际关系。他们往往认为，只有签署协议、宣布项目或者达成具体成果，访问才具有实际意义。 于是，当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时，便容易得出“象征性访问”“缺乏实质内容”的结论。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三、被忽略的“关系维系”功能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现实主义转向” 然而，近年来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转向”。 所谓“现实主义转向”，是指国际政治重新回到以权力、安全与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运行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生存、安全、产业竞争与地缘战略，而非国际道义评价。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曾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削弱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相互依赖将降低战争风险，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将不断强化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现实的发展并未完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近年来，大国竞争重新加剧，国际体系中的安全焦虑明显上升。科技竞争、产业链重组、能源安全、军事威慑与地缘政治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安全”开始重新压过“形象”，“国家利益”重新压过“全球共识”。 这意味着，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未消失，但其优先级正在下降。许多国家并非不重视国际批评，而是认为，在涉及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国际舆论已难以构成真正约束。 全球舆论空间正在碎片化 国际舆论约束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公共舆论本身正在发生碎片化。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公共空间，反而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阵营之间的信息割裂。同一场战争、同一项制裁、同一种国际行动，在不同传播体系中，往往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过去，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议题设置能力较强，因此国际批评往往能够迅速形成全球性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为，西方舆论并不等于全球舆论。 全球南方国家、区域媒体平台、本土社交媒体与国家传播体系的崛起，使国际传播逐渐进入“多中心时代”。不同国家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本国叙事、阵营叙事与本土平台，而不是单一的全球传播体系。...
文章推介
英国《卫报》：中国产业向内陆转移，是“第三线回归”吗？
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无界传播》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经研究决定，《无界传播》正式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聘期三年（聘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 赵欣女士祖籍山东淄博，是资深《易经》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周易思想的系统研究与当代阐释；现为泰山易道时代国学书院创始人，并兼任《上海第三只眼》璇玑研究院研究员、曲阜孔子易经学会常务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聘任期间，赵欣女士将围绕周易文化在认知结构、阐释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中的当代价值，为《无界传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咨询与思想支持。 2024年12月，由张景雷、李刚、赵欣共同编译的《素书新讲》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在传统经典的现代转译方面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