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公开报道能够证明的是访问发生了，双方进行了会谈，表达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至于“争夺影响力”“平衡俄罗斯”“制衡美国”等说法，则更多属于分析者基于既有理论框架做出的推测，而非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如果让许多中国普通人来理解此次访问，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个更加朴素的解释：这就是一次“走亲戚”。
当然，这里的“走亲戚”并非字面意义，而是一种关系逻辑。
在中国社会中，亲戚之间的来往并不一定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也不一定每次都要达成某项成果。很多时候，仅仅是见个面、聊聊天、维系联系，本身就具有价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经验。
然而，许多西方观察者却习惯于用交易逻辑理解国际关系。他们往往认为，只有签署协议、宣布项目或者达成具体成果，访问才具有实际意义。
于是，当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时，便容易得出“象征性访问”“缺乏实质内容”的结论。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按照这一观点，传播不仅是为了传递信息，也是为了维系共同体。
有些沟通是为了交换内容，有些沟通则是为了确认关系。
从这一角度观察，高层互访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它同样承担着关系维护和关系确认的功能。至少在中朝之间是这样。
外交实践中，国事访问、纪念活动、互致贺电、领导人会晤等活动，都具有明显的仪式性特征。
很多时候，仪式本身就是意义。
当双方最高领导人见面时，外界接收到的信息首先是：双方仍然重视彼此关系；双方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愿意继续发展双边关系。
这些信息未必会转化为一纸协议，却同样具有现实影响。
因此，把“象征性”简单等同于“没有实际意义”，本身就是一种误解。
问题的根源，或许并不在于西方媒体不了解朝鲜，而在于它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解释世界。
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国际关系更多被理解为契约关系和利益关系。
在东亚文化传统中，关系本身往往具有独立价值。
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当中国人说“常来常往”时，重点往往在“往来”。
当西方分析者观察同样的行为时，重点却常常落在“目的”。
于是，同一个事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中国人看到的是关系延续，西方媒体看到的是战略计算；中国人看到的是持续来往，西方媒体在寻找隐藏议程。
这并不意味着哪一方完全正确、另一方完全错误，而是说明观察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会深刻影响其对事件意义的判断。
国际传播研究告诉我们，任何新闻报道都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对现实的选择、组织和解释。
同一个事件，不同媒体可能讲述完全不同的故事。习近平访朝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对于许多西方媒体而言，这是一场地缘政治事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首先是一场关系事件。
如果忽略这种认知差异，就容易把关系看成交易，把来往看成博弈，把友好看成算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访朝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不仅是关于中朝关系，更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
当西方习惯于从权力竞争的角度观察一切时，就可能把一次“走亲戚”，也看成一场权力博弈。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