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觉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文章推介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八大影响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可以从“生产机制—传播结构—认知环境—治理体系”四个层面来概括。 一、内容生产的自动化与规模化 生成式AI显著降低了文本、图像、视频与多语种内容生产成本，使信息生产从“人力密集型”转向“算法驱动型”。这使认知内容可以被快速批量生成与定制，强化了“高频叙事投放”的能力。 二、叙事定制与微观受众细分 基于数据分析与行为预测模型，AI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价值结构与情绪状态的受众进行精细化画像，实现“同一议题多版本叙事”，推动传播从大众传播转向高度碎片化的个体传播。 三、信息操控的隐蔽性增强 深度伪造（deepfake）、语义生成与自动账号系统，使虚假信息更具真实性与传播拟真度，显著提高认知干预的隐蔽性与识别成本，削弱传统事实核查机制的有效性。 四、传播速度与反馈闭环加速 AI驱动的算法推荐系统强化“实时反馈—即时调整”的传播循环，使舆论形成周期显著缩短，认知战呈现“准实时调控”特征。 五、舆论空间的结构性极化...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美中俄关系：什么是“反尼克松现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开始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标志着美中关系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也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观察者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在拉拢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并称之为“反尼克松现象”。法新社（RFI）报道指，如果俄中关系真的恶化了，其实俄罗斯的损失远大于中国。
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