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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文章推介

亚洲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如此“顺从”?

文/米迦勒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特别好管理? 这是微信视频号“雨落禅心静”在其作品中抛出的问题, 意思是为什么大学教师如此顺从于管理者? 管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 文件规定想一出是一出, 一再试探老师的容忍底线, 结果发现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此,她指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老师本身没钱没权, 二是职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约束, 三是大学教师已在硕博阶段接受并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亚洲欧洲

“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北美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与争议点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文世界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译文,但多少都存在一些翻译问题。《无界传播》推荐如下中文译本: “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英文原文如下: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亚洲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传播学

为什么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

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