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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一些用户还质疑,许多使用多年的旧车性能稳定,却因不符合新标准而被要求淘汰,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从监管角度看,标准化有助于降低事故风险,但从民生角度看,如果技术标准与现实使用需求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就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共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合理性,也需要社会接受度。 三、基层执法争议正在影响治理感知 除了标准争议之外,部分地区执法方式也成为舆论焦点。 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映存在处罚偏重、教育不足的问题。例如,轻微违规即被罚款、短时间集中整治、执法尺度不统一等,都容易让公众产生“运动式执法”的观感。 尤其对于依赖电动自行车维持生计的外卖员、快递员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频繁处罚会直接增加生活压力。 需要看到的是,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也取决于公众对治理过程的感受。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便利、安全与秩序,治理容易获得支持;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压力、不便与成本增加,治理阻力就会迅速上升。 因此,基层治理不仅是规则管理,也是社会情绪管理。 四、电动自行车背后,是城市民生结构问题 电动自行车之所以高度敏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城市生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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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欧洲

法国电视嘉宾:海外华人都可能是中国间谍

当国家安全怀疑越过证据边界、将族裔背景等同于政治忠诚时,受损的不只是海外华人的尊严,还有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1日 2026年11月13日,法国公共广播机构Franceinfo电视节目《Les Informés》(知情者)围绕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事件展开讨论。节目接近尾声时,主持人问:“我们知道法国有多少中国间谍吗?”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IRIS)研究主任Marie-Cécile Naves回答:“整个海外华人群体,都有可能。” 前情报人员、作家Vincent Crouzet接着说:“有这种可能。每一个中国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人,都仍然与党保持联系,并定期向党汇报情况。” 这些言论究竟反映了什么? 一、从安全怀疑到群体怀疑...

北美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掌控巴拿马运河

文/毕研韬 上周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讨论:特朗普政府为何决意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地缘政治思维能充分阐释特朗普2.0的巴拿马运河政策吗?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曾多次表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甚至根据特朗普指示,制定了“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在巴拿马驻军、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运营权,甚至可能通过武力夺取。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上任后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巴拿马,巴拿马总统在与之会谈后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 3月19日(星期三)卢比奥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称: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建造了那条运河,然后把它移交了给了巴拿马——他当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运河。那些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显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所有关键港口,而运河基础设施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受益。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认为这违反了条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总统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拿马运河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前哨,因为是我们建造了它,我们打算对其保持影响力。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是交给了巴拿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麾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计划将旗下全球港口业务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交易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 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90%股权。...

传播学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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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传播学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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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