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硬实力

硬实力

1 Articles
亚洲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文章推介

亚洲

中国已进入“紧箍咒型社会”?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本是约束野性的法器。可当咒语念得过勤、过密,哪怕并无大错,头痛也会如影随形。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如今有人用“紧箍咒型社会”来描述当下的中国,这个比喻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日常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所谓“紧箍咒型社会”,并非指存在一座有形的大监狱,而是指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弥散的约束状态。 各项制度、规定、检查、考核的出发点,往往是正当甚至必要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金融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些关切绝非多余。 然而,问题出在执行的链条上:目标被层层加码,标准被不断抬高,容错空间被持续压缩,追责成为最便捷、也最安全的管理手段。于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叠加起来,压在基层干部、小微企业、教师、农民、普通从业者身上。 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向:人们做事,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错”。创新让位于避险,担当让位于观望,创造价值的冲动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策略所取代。 边界无处不在,却看不见高墙;自由并未被完全取消,却被切割成细碎的、随时可能收紧的缝隙。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渐渐学会自我审查,学会把锋芒藏起来,学会用“安全”替代“可能”。 这正是紧箍最精妙也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依赖持续的暴力,而依赖持续的紧张感。它让人在尚未触碰红线之前,就已经主动退缩。久而久之,社会表面上依然运转有序,内里却可能失去弹性与想象力。当“不出错”成为最高美德,真正的活力便开始悄然流失。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触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治理悖论:秩序需要约束,但约束一旦过度,就会消耗掉秩序所要保护的生命力。 任何社会都需要边界,否则将陷入混乱;然而,当边界密布到让人动辄得咎的程度,边界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亚洲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Blog

毕研韬民族宗教相关研究部分成果一览表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传播学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传播学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Blog

致全球和平学者的倡议:参与冲突调解,共创和平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