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两位学者称之为“功能失调”而非“功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这种传播后果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公众并非因为完全无知而不行动,而可能因为接触了大量信息,误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问题、履行了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理论并没有断言大众传媒必然使人消极,也没有把这种后果解释为治理者有意实施的策略。它提出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社会机制。 二、从信息麻醉到娱乐分心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众面对的已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持续输入,还有短视频、网络游戏、明星娱乐、搞笑内容以及算法推荐所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 当代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娱乐内容对公共参与的影响。2023年,约尔格·马特斯(Jörg Matthes)、拉斐尔·海斯(Raffael Heiss)和亨德里克·范·沙雷尔(Hendrik van Scharrel)发表论文“The Distraction Effect”指出,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内容越多,人们越不容易参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娱乐内容还会分散政治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即使看到了政治信息,也未必因此更加关心政治,或进一步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
2026-10-05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2026-02-13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2026-09-25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2025-04-04文/毕研韬 兰德公司(RAND)2025年发布报告《China’s Lessons from the Russia-Ukraine War: Perceived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2025-11-16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
2026-05-24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2026-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