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竞争
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进一步推动国会层面对华科技竞争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多次发布报告，指责中美联合研究所和合作项目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技术输送渠道。 在此背景下，一些中美高校合作项目近年来出现调整、暂停招生或重新评估。 与此同时，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将多所中国重点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加强对部分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安全审查；加强对大学研究项目的外国资助披露要求。 这些措施叠加，形成了强大的“寒蝉效应”。许多美国学者主动减少或放弃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以避免被调查、失去联邦资助或损害职业声誉的风险。 中国方面则加速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从“中国制造2025”到“十四五”规划，再到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增加，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部分前沿领域逐步减少对外部依赖，同时通过各类人才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方的警惕，形成行动与反制的螺旋上升。 二、大学战场的现实图景 今天的“学术冷战”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合作成果显著减少。中美科研合作增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高端无线通信等战略敏感领域。部分研究显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中国相关的资助项目在2018年后大幅减少。 第二，合作办学明显降温。过去一年，多所中美合作办学机构终止合作或调整办学模式。曾经被视为成功典范的联合项目，如今因“国家安全风险”而被关注。...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再次，人工智能被纳入核心安全资产范畴。监管范围从传统产业层面上移至“认知基础设施”，算法、模型与工程团队本身成为安全关注对象。这标志着“能力安全”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点。 三、意味着什么：安全边界的系统性重构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不是个案变化，而是安全边界的整体重构。 其一，从资产安全转向能力安全。传统安全框架主要围绕资源与基础设施展开，而当前已扩展至算法能力、数据体系与人才结构本身。能力不再只是发展要素，也成为安全对象。 其二，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并购原本以效率与资源配置为导向，而在当前环境下，资本流动逐步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势，并购行为本身也随之被政治化。 其三，从交易监管转向要素控制。监管重点由单一交易转向关键能力的跨境流动，形成对技术与人才迁移的系统性约束。这一变化使跨境并购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成为需要优先接受安全评估的敏感活动。 四、美国的做法：制度化的技术防扩散体系 从比较视角看，美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同样围绕能力控制与安全优先展开。 在投资审查方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承担关键角色。该机制不仅可以否决交易，还可要求资产剥离，甚至对既有交易进行追溯性审查。例如字节跳动在相关业务问题上持续面临监管压力，其核心逻辑在于对数据与算法能力的安全考量。 在法律层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显著扩大了审查范围，将非控股投资以及关键技术与数据纳入监管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未取得控制权，只要存在能力接触的可能性，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在行政工具方面，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为代表的出口管制体系，通过限制高端芯片与算力资源，对技术扩散形成外部约束。此外，美国还逐步强化对外投资限制，防止资本成为技术转移的渠道，从而构建起覆盖投资、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综合性防扩散体系。...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科研安全化的深层逻辑 上述变化并非临时性调整，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其一，科技竞争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支点。在这一背景下，科研活动被赋予更强的战略属性。 其二，国家安全边界不断外延。过去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安全逻辑，正在延伸至教育、科研和技术创新体系。这一变化，使科研合作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安全评估。 其三，制度逻辑的转移。内部报告与合规机制原本服务于企业与金融监管，现在引入科研领域，就将科研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的治理体系。这标志着知识生产方式正在从开放合作走向制度化约束。 对中国留学生的现实影响 这一变化不仅影响机构层面的合作，也会对中国赴美留学生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学术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审查机制强化的背景下，一些研究方向，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可能被视为敏感，从而影响选题与合作安排。 其次，身份因素的重要性有所提高。中国留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时，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背景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习与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再次，留学决策的考量因素正在变化。除教育资源与学术水平外，政策环境、科研自由度以及职业发展预期，正成为新的重要变量。部分中国学生可能因此调整留学目的地，从而对全球人才流动产生影响。 中美科研关系的可能走向...
文章推介
海南取代香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策命题
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赴海南参访交流圆满结束
2026年6月8日发布 近日，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代表团赴中国海南，开展了为期六天的参访交流之旅。此行实地体验当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伊斯兰文化、美食文化与滨海风光，行程充实，收获丰硕。代表团成员对海南回族社区的人文风貌给予高度评价，并真诚感谢本次活动统筹单位海南亚洲艺术馆的周到接待。代表团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新加坡民众赴海南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在海口参访期间，代表团受到海口马大胡子餐饮公司的热情接待，双方亲切交流，氛围融洽。代表团抵达三亚之际，恰逢当地一年一度的忠孝节，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代表团先后走访三亚南开清真寺和清真南寺，怀着庄重之心参加南开清真寺忠孝节会礼，深刻体悟传统节庆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适逢主麻日，代表团成员前往清真南寺参加主麻聚礼，近距离感受海南回族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文化与传统礼仪。肃穆祥和的氛围、淳朴友善的民风，让来宾真切感受到三亚回族社区邻里和睦、安定团结的良好风貌。 随后代表团前往风光秀美的三亚市天涯小镇参访。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滨海渔村，将海岛风情与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融为一体。大家围坐于天涯小镇·观海明筑民宿，共品醇香的海南本土咖啡，伴着徐徐海风畅谈两地风土人情，真切领略海南自贸港别具一格的文旅风采。 参访途中，代表团相继游览三亚市大东海、三亚湾、凤凰岛、鹿回头等知名景区，并走进黎族非遗文化馆，感受海南多元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整洁舒适的社区环境、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贴心细致的接待服务，都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纷纷表示，海南回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成效突出，社区氛围和谐融洽，文旅资源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 在饮食体验环节，代表团品尝了多款地道清真美食，马大胡子手抓羊肉、京穆兰牛肉面、真味园椰子鸡、李大姐海鲜、东来顺烤鸭、伊兰臻宴拌面、八亚湾抓饭等佳肴，风味地道，口感出众，赢得全体代表一致好评。 此次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了新加坡与海南在伊斯兰文化、民俗风情上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两地民众情谊，搭建起文旅互动、经贸合作的优质平台。未来，双方将持续开展常态化交流往来，以文化为桥梁、以合作促发展，携手推动两地人文交流与经贸协作再上新台阶。 2026年6月6日 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 供稿供图
中国对美国的最大误解：以理性逻辑解释美国
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北京会对台湾动武吗？一位法国专家正在误导西方
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