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行政驱动学术发展 学术与职称、考核挂钩,教师被迫围着指挥棒转,教书育人已让位于项目和论文。 5. 学术造假泛滥 数据伪造、论文抄袭、成果剽窃、代写代投,严重损害学术诚信与科研生态。 6.科研经费报账难 普通科研人员不是在报账,就是在报账的路上。报账流程繁琐、票据要求严苛、用途限制多。 7.论文低质重复 “唯论文”评价体系盛行,导致追求数量而非质量,催生大量低水平、重复性、拼凑式研究。 8.学术期刊乱象 核心期刊售卖版面、引用率造假、人为操作影响因子、圈子审稿、人情发表、审稿周期过长与“突击审稿”并存。...
2025-04-172026年6月1日,沉寂三年多的天涯社区以新域名(www.tianya.net)重启。然而,这场被网友称为“情怀归来”的盛事,在回归首日便因访问量激增导致服务器长时间卡顿,页面加载失败频现,凸显了技术重建的艰难。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平台同步推出的1999元“创世成员”礼包与99元年费会员,被部分用户质疑为“高价情怀税”——当曾经零门槛的公共广场被包装成需要付费入场的精神会所,天涯所承载的公共讨论灵魂,似乎已在无声中经历置换。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王者归来”,而是一场在窄隙中寻找生存空间、在怀旧中重塑江湖的艰难创业。 一、昔日江湖:一个时代的文字图腾 放眼整个中文互联网兴衰史,几乎没有一个社区能像天涯一样,在同一时期、同一个页面,将顶级的思辨、市井的故事与草根的传奇融于一体。它是中国互联网真正的“梦开始的地方”,是所有过来人念念不忘的“文字江湖”。 这里曾是国民IP的孵化器。2006年,“当年明月”在“煮酒论史”用最通俗的语言重构历史,成就了《明朝那些事儿》;同一片江湖中,“天下霸唱”与“南派三叔”在“莲蓬鬼话”分别开创了《鬼吹灯》与《盗墓笔记》的盗墓宇宙;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孔二狗的《东北往事》、紫金陈的《坏小孩》……无数日后闪耀文坛的名字,最初都只是在天涯默默更新的“写手”。 这里也是初代网红的原始舞台。“芙蓉姐姐”、“凤姐”从这里走向全网;“竹影青瞳”曾以一己之力“弄瘫天涯”,单日访问量150万;纪实帖《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主角徐本禹,因此获评“感动中国”人物。文字在这里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些仿佛能“穿越时空”的预言者。“KK大神”(kkkndme)精准预言了中国房地产十余年的走势,被奉为“楼市圣经”;“大鹏金翅明王”对社会法则的洞察至今仍在被反复研读;还有“喜数女”、“雕爷”、“蛮族勇士”……围绕房价、经济、社会走向,他们展开的思想交锋刀光剑影,质量与深度令今天大多数知识付费产品汗颜。 这份“大神”名单几乎穷尽了那个时代的智力巅峰:龙天霸、缠中说禅、高铭、宁财神、一马青尘、水木然……每一个ID背后,都是一段令无数网友追更的传奇。今日我们脱口而出的“顶”、“踩”、“沙发”、“楼主”、“我是打酱油的”,这些中文互联网的“行话”,都诞生于天涯。 一位网友的评论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那时陪我在天涯熬夜版聊的人,现在连微信都很少聊了。”怀念天涯,本质上是在怀念那个人与人之间还愿意付出耐心进行深度交流的互联网黄金年代。...
2026-06-02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2026-05-13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2026-06-06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2025-07-28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2026-01-30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2025-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