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政策
美国再次收紧签证政策，影响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国大陆记者
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不断增加，人员交流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框架。近期，美国拟进一步调整外国人员签证管理规则，其中中国大陆记者最长停留90天。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一、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拟缩短，中国记者面临更高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近期拟调整外国人员非移民签证管理规则，其中外国记者签证（I类签证）的变化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拟议规则，美国计划取消外国记者原有较为灵活的“身份期限”（Duration of Status）安排，改为设定明确停留期限。一般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最长为240天，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期限进一步缩短至90天。如果记者希望继续留美工作，需要重新申请延期。 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媒体驻美记者未来可能需要更加频繁地面对签证申请和身份审核程序等繁琐事项。对于需要长期驻扎、持续跟踪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记者而言，短期停留安排可能改变传统驻外报道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该政策仍处于调整程序阶段，并非所有措施已经正式实施，但政策信号本身已经引发国际媒体和新闻机构关注。 二、签证政策为何影响新闻生产？ 记者签证看似属于移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涉及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信息生产机制。 驻外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采集。记者长期驻扎一个国家，价值不仅在于报道突发事件，更在于通过长期观察形成对当地社会的理解。 例如，美国政治运行、选举过程、社会矛盾、经济变化等议题，都需要记者建立持续的信息网络，包括政府部门和国会工作人员、学术机构和智库专家、企业和行业组织、普通社会群体。 如果驻外记者停留期限缩短，媒体机构可能需要频繁调整人员安排，长期跟踪报道的成本增加。 更重要的是，记者可能从“长期观察者”转变为“阶段性采访者”。这可能导致国际新闻更多依赖短期采访、公开信息和远程分析，而减少基于长期经验的深度报道。 三、可能增加记者职业风险感知 新闻客观性不仅取决于记者个人职业伦理，也受到新闻生产环境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记者根据新闻价值选择采访对象和报道主题。但如果记者认为签证状态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就可能增加职业风险评估。 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预期性自我约束”（anticipatory self-restraint）。 它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改变报道方向，而是意味着制度环境可能影响记者的行为选择。 例如：对争议性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采访方式；减少可能引发外交争议的报道；...
文章推介
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缪伊雯式的“复仇”为何赢得满堂彩？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中国姑娘缪伊雯代表哈萨克斯塔出场，率队打败北京队，却赢得中国网民集体喝彩。 作者：程一鸣 发表：2026年5月9日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一场看似普通的俱乐部对决，却在中国的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情感海啸。身披哈萨克斯坦战袍的中国球员缪伊雯，在对阵北京女排的比赛中砍下22分，率队鏖战五局打败北京队。对此，中国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干得漂亮”“全网祝福”“太解气了”的声音。短视频平台上，“你不要我，我就用实力抽回去”“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等标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一个中国球员，代表外国俱乐部击败了国内的队伍，不仅没有招致“叛徒”式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全网的喝彩与共鸣。这反常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爽文”背后的现实剧本 表面的答案并不难找：缪伊雯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逆袭”范本。2022年，她曾短暂入选国家队集训，在世界联赛中仅获得一次替补登场的机会，扣了一个球便被换下，之后再未得到重用。在国内竞争激烈、机会渺茫的困境下，她选择远赴意大利、土耳其，最终落脚哈萨克斯坦。在杰特苏俱乐部，她不仅率队拿下联赛和杯赛双冠，还荣膺“最佳主攻”。此次在亚冠赛场上亲手淘汰国内传统强队，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力正名”。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个人励志故事”，便远远低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深度。真正让无数网友“破防”并自发加入喝彩阵营的，并非缪伊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她所触动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情绪——对“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僵化人才选拔机制的集体不满。 “为她喝彩”的本质：为自己发声 网民的留言和弹幕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是“排球”，而是“机会”“公平”“关系”与“憋屈”。人们从缪伊雯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隐喻：一个被“体制内”边缘化的优秀个体，在外部环境中野蛮生长，最终用硬实力证明——不被你们选中，不是我不行，而是你们的眼光与机制有问题。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句短视频标题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在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投下了回声。在职场中，有多少年轻人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晋升名单忽略？在科研领域，有多少学者因为“资历不够”而申请不到本该属于他的项目？在艺术圈，有多少创作者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缪伊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曾因僵化规则、人情门槛、论资排辈而被否定的个体。 人们为她喝彩，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从未被正视的才华与努力喝彩；人们为她“打败体制内”而欢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无力打破却又无比渴望冲破的“天花板”而呐喊。...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