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
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当算法与制度共同塑造信息可供性
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例如，当我们观察台湾、美国、日本或其他社会时，真正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还包括：这个人的观点在当地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各有多大？不同年龄、阶层、地区和政治群体如何看待同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长期接触到的只是某一类型的声音，他看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台湾、美国、日本，因为那只是真实的一部分。 问题由此发生变化：我们面对的未必是假世界，而可能是一个经过筛选的真实世界。 二、信息并不会自动抵达我们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讨论新闻选择。记者、编辑和媒体机构决定什么进入报纸、电视和广播。 社交媒体改变了这种传播结构。 今天的信息传播大致经过这样一条链条： 现实世界→信息生产→制度性筛选→平台处理→算法排序→用户接触 →认知形成。 因此，“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和“一个用户看到了什么”，已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看见”并不是简单的主动选择。...
文章推介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定义中国
当国际社会关注的已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规则”时，中国的国际身份就从“经济大国”转向“制度性力量”。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海南企业品牌意识让人忧
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认为，海南永和豆浆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作者：孙令正 来源：南海网 原发表时间：2012年04月11日 南海网海口4月10日消息(南海网记者孙令正)近日，南海网连续报道了海南永和豆浆跟台湾永和豆浆“不是连襟”的消息后，很多网友对此甚为关注。有网友说：“好多年了，直到现在才了解海南永和原来是自己的产品。”而对于消费者的问题，海南传统永和豆浆一直不做回应。对此，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认为，海南永和豆浆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专家：企业品牌意识让人担忧 4月7日，永和豆浆官方微博回复广大网友，“在海南省暂未授予任何门店。”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海南，涉及永和豆浆字样的门面店已超过十多家。4月10日上午，家住龙昆南路的陈小姐说，她是海南传统永和豆浆的“常客”，从几年前在五指山路的豆浆店起，一起到现在的龙昆南路，“久不久就去那里消费，之前是跟朋友，现在是跟小孩。”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直不清楚海南永和是自己的传统，而非台湾的永和，因为商家从来没有对此说明过。” 4月11日上午，南海网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副教授。 据毕研韬介绍，他2004年到海南后，曾去海南传统永和豆浆店吃东西，感觉服务质量比现在高，之后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光顾，后来出国一段时间， 2011年回到海南再去海甸岛的传统永和豆浆店去，发现“整个质量下降很多，感觉不如之前。”针对这一情况，就在前些日子，他发了一条“海口，永和豆浆，一个堕落中的品牌，惋惜!”的微博。毕研韬告诉记者，发微博最初的目的只是想让对方在服务质量上引起注重改善，之后将该条微博转发给永和豆浆官方网站，令他吃惊的是，“结果对方回复称：我们公司在整个海南省目前暂时没有授权门店。”他说，他一直认为海南传统永和豆浆是台湾永和的加盟店，没有意识到它只是海南本地的一个品牌。毕研韬称，从这一事件，他认为海南企业对品牌意识的淡薄让人担忧，希望能引起社会重视。 傍名牌不是捷径 毕研韬指出，品牌之间一定要有一个间隔，特性要有，特性是品牌的核心价值，一定要把它强化，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明白是独特的单独的品牌，而不是其他品牌的一个附属品。...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