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少数孤勇者执炬照浊,撕开象牙塔内长久遮蔽的假象,一场关于中国学术生态的祛魅与觉醒,或正由“耿同学”的打假行动拉开序幕。 作者:石敢当 2026年5月16日发布 在精英光环笼罩、层级壁垒森严的中国高校学术圈,一位“普通青年”,以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学界的风暴。他就是全网爆红的“耿同学”,一位肄业博士生,如今专注学术打假的B站博主。他跳出学术圈层的人情闭环,拒绝与潜规则同流合污,以AI数据分析、硬核证据核验、公开透明的网络发声,专盯国内顶尖高校的所谓“权威学者”,实名曝光论文数据造假、学术不端乱象,用普通人的较真,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耿同学”完成五连发实名打假,瞄准学界金字塔尖的群体,被曝光者无一不是手握行政权力、国家级人才头衔、掌控巨额科研经费的学术精英。名单清晰可查: 第一位,同济大学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其《Nature》顶刊论文被核查出图片重复、实验数据失真,最终被免去院长职务、降岗处分,成为首位被正式处理的学者; 第二位,南开大学原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国家杰青),其《Nature Cancer》论文中64组实验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违背生物实验天然随机性; 第三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核心论文,被曝出图片挪用、数据可疑; 第四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国家杰青),顶刊论文存在跨图复制数据、实验图表拼接问题; 第五位,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佳灿(长江学者、国家级领军人才),最新发表于《Nature Nanotechnology》的论文,数据呈现完美等差数列排布,疑似人为编造。 五位学者,覆盖四所985/211顶尖高校,手握行政实权,拥有“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内科研领域最高荣誉,本应是严谨求真的学术标杆,却在“耿同学”通俗直白的视频拆解下,将论文里的造假套路、数据骗局暴露在公众视野。“耿同学”打破了“名校必纯粹、权威必可信”的固有认知,戳破了头衔、光环堆砌出的精英神话,让大众看清象牙塔内同样藏着权力裹挟、人情包庇、利益交换编织的学术骗局。 长久以来,中国高校的学术体系里,形成了一套隐秘的运行逻辑。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源分配,与论文数量、期刊级别深度绑定,催生了“重数量、轻质量,重发表、轻求真”的泡沫生态。同行评审相互包庇,学术不端内部消化,造假行为长期隐匿于体系内部;普通学生、青年科研者迫于生存压力选择沉默,公众被名校光环蒙蔽双眼,默认高校学术天然严谨纯粹。多数人在既定规则里沉睡顺从,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话语权,操纵学术评价体系,学术骗局因此得以长期存续。 “耿同学”的出现,打破了这套隐秘闭环。他不依附高校体制,不畏惧权威打压,不走传统举报的迂回路线,选择把所有核查过程、证据链条、分析逻辑全部公开在网络之上。他不用晦涩的学术黑话,而是用普通人能看懂的语言,拆解顶刊论文的造假套路,揭露科研领域流量至上、数据投机、权力寻租的真相。他的打假,不是针对个人的私人恩怨,而是对准了整个学术圈层的结构性弊病——当科研变成追逐名利的工具,当权威可以肆意践踏学术底线,象牙塔便不再是求真之地,而是滋生骗局的温床。 他的行动,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认知启蒙。在此之前,大众习惯对名校、教授、精英保持盲从与敬畏,默认高校学术神圣不可质疑;“耿同学”用一次次实锤告诉世人,权威不等于正确,光环不等于真实,权力可以制造学术神话,也可以掩盖学术骗局。他唤醒了无数人对精英阶层的祛魅意识,让青年科研者敢于质疑、让公众学会审视,倒逼高校启动自查自纠,推动监管部门正视学术乱象。 更珍贵的是,他以一个人的微光,撬动了一场全民对学术生态的反思。长久以来,学术骗局被层层遮羞布掩盖,而“耿同学”撕开的,不只是五位学者的造假真相,更是整个学界积弊已久的病灶。当象牙塔的滤镜被打碎,当权力与资本操纵学术的逻辑被曝光,人们才真正明白:学术的底色应当是求真,而非逐利;高校的使命是育人,而非造神。 孤炬虽微,可照浊世。“耿同学”以一己之力,对抗盘根错节的学术利益链,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他让我们看见,在沉疴遍地的行业里,依然有坚守真相的普通人,以较真对抗虚伪,以清醒唤醒蒙昧。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学术祛魅,最终能否推动中国高校褪去泡沫、回归本真,走向更加公正、纯粹、严谨的未来?坦率地讲,对此笔者并不乐观。
2026-05-16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2026-05-30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2026-06-05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2026-07-07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2025-04-04“外资撤离中国”的喧嚣背后,是一次深层次的结构性再配置。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中国官方则强调“高技术领域外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源于对同一组数据的不同解读。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一、总量变化:下降存在,但未出现“断崖式外流” 从总量看,外资流入中国确实出现阶段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13.7%,2024年降幅扩大至约28.8%,2025年降幅收窄至约9.5%,2026年前两个月同比下降约5.7%。这一趋势,与国际机构的观察大体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均显示,近两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甚至收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外资规模下降的同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6年前两个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14%。这意味着,资本进入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非简单退出。换言之,总量下降反映的是调整,而非撤离。 二、结构变化:高技术领域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如果仅凭总量数据,很容易得出“外资撤离”的结论。然而进一步拆解结构,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近年来,高技术领域成为外资的重要流入方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研发设计服务、电子通信制造、计算机设备等细分领域增幅明显。 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特有现象。UNCTAD在其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直接投资正在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集中。也就是说,中国所呈现的“高技术外资增长”,本质上是嵌入在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中的结果。 三、行业分化:外流与流入同时发生 当前外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业层面的明显分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出现外流,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与研发功能则在中国集聚,一些跨国公司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意味着外资并非整体撤离,而是在进行再配置。低端产能外移,高端功能强化,正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常见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数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2026-04-03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202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