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从这一点看，台湾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一定优势。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固定认知：台湾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一方；台湾社会经常被描述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台海问题经常被放入“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的框架。 这种长期积累的认知基础，使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显著优势。 二、大陆拥有传播资源，但资源不等于国际传播能力 从规模来看，大陆拥有非常庞大的传播资源，包括完整的媒体体系、丰富的外交资源、多语言传播平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 但是，国际传播竞争并不是比拼“谁的声音更大”。 更重要问题是：你的信息能否进入对方的信息网络？你的叙事能否获得对方信任？你的表达方式能否被对方理解？ 这些方面正是大陆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俄乌战争表明，战时北京的国际信息渠道定会悉数被西方封杀。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北京在大规模组织协调方面具有优势，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体体系的受众。 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可信度、叙事方式、文化适应能力、...
文章推介
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选择型社会的兴起：当代人的行动逻辑
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匈牙利新政府推动激进媒体改革，意在终结“宣传时代”
匈牙利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大规模改革现有媒体体系，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服务广播机构。 文/林澈言 匈牙利新当选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及其领导的“蒂萨党”（Tisza Party）宣布，将对国家媒体体系实施大规模改革。该党在2026年4月12日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斩获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马扎尔预计5月中旬前完成内阁组建工作，并已将重组国家控制的广播体系列为组阁前的优先事项。 此次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暂时中止匈牙利公共媒体机构的新闻播出，同时通过新立法恢复媒体真正的独立性。马扎尔本周在国家广播与电视节目中明确表示，现行媒体体系无异于一座“谎言工厂”和“宣传机器”，其服务对象是前政府，而非广大公众的利益。 改革动机：重塑信任，对接民主标准 此次媒体改革的主要动因，是拆解这套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批评、被认为是欧盟内部“媒体被俘获”最严重的体系之一。在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由匈牙利公共媒体服务与支持基金（MTVA）运营的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国家通讯社MTI，实际上已成为亲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传播喉舌。 批评人士指出，该体系长期以来对反对派声音的曝光度极为有限，持续传播政府主导的叙事，还被指存在明显偏见、散布阴谋论，并对欧盟及独立新闻机构持敌对态度。 马扎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新闻自由，更阻碍了匈牙利与欧洲民主价值体系的对接。因此，媒体改革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与反腐行动、强化司法独立、解锁被冻结的欧盟资金等举措同步推进。 新政府希望通过优先保障媒体自由，重建多元表达机制，确保新闻报道的中立性，最终建立一个能够“向全体匈牙利人传递真实信息”的媒体体系。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对此次改革表示欢迎，同时也呼吁，改革必须在透明、法治的框架内推进，并与媒体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协商。...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Welcome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