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从这一点看，台湾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一定优势。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台湾问题的固定认知：台湾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弱势一方；台湾社会经常被描述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台海问题经常被放入“大国竞争”和“地区安全”的框架。 这种长期积累的认知基础，使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显著优势。 二、大陆拥有传播资源，但资源不等于国际传播能力 从规模来看，大陆拥有非常庞大的传播资源，包括完整的媒体体系、丰富的外交资源、多语言传播平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 但是，国际传播竞争并不是比拼“谁的声音更大”。 更重要问题是：你的信息能否进入对方的信息网络？你的叙事能否获得对方信任？你的表达方式能否被对方理解？ 这些方面正是大陆国际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俄乌战争表明，战时北京的国际信息渠道定会悉数被西方封杀。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北京在大规模组织协调方面具有优势，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体体系的受众。 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可信度、叙事方式、文化适应能力、...
文章推介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毕研韬教授出席“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
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中国网民为何怀念美国的“良心法官”？
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德国重启民防体系，安全逻辑扩张带来深层影响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