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大学
中国大陆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引发国际关注
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 Цзіньлін）、书名（《战略传播纲要》，Основи стратегічних комунікацій）、馆藏位置（Основний фонд，基本馆藏）、馆藏编号（ІВ217811），以及出版社、出版年份、页数、ISBN。 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шенцев）在其论文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Китая в Латинской...
文章推介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Subject：A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关心海外舆情，为什么？
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国内舆情，但对境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涉地方信息缺乏持续关注。这种反差值得思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0日 当然，不能说地方政府完全不关注海外舆情。有关国际机构发现，中国一些地方部门购买过境外信息监测服务，也会在重大涉外事件发生时关注国际舆论，但总体而言，海外舆情尚未普遍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体系。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是国内公众 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展开，国内公众是其最直接的服务对象，也是政策实施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国内舆情可能迅速转化为投诉、问责和行政压力，直接影响对政府部门的社会评价。 相比之下，海外公众对地方事务的看法通常不会直接形成行政压力。除非涉及重大涉外事件、国际投资或外交关系，否则境外舆论很难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议程。两种舆情在地方治理中的现实权重并不相同。 二、海外舆情尚未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绩考核和行政评价机制的影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社会治理等事项有相对明确的评价指标，而海外公众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很难形成统一、稳定、可量化的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即使投入资源研究海外舆情，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明确的工作成效。既然缺乏制度化的考核要求，相关工作就容易成为阶段性任务，而不是长期职责。 三、海外舆情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 海外舆情并不总是立即产生现实影响。外国媒体对某地的报道、海外公众对当地政策的评价，可能经过较长时间才影响投资决策、旅游选择、商业合作和人才流动。这种影响往往分散在不同领域，也很难准确归因于某一条报道或某一次舆论事件。...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