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文章推介
警惕！社媒言论会让你失去美国留学签证
文/梅念安 2025年3月，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启动了名为“捕获与撤销”（Catch and Revoke）的计划，利用AI技术审查持有学生签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特别关注被视为支持哈马斯或其他被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内容。 美国联邦官员已开始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撤销一些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权，绕过通常与学校协调的程序。 然而，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担忧。批评者认为，使用AI监控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误判和侵犯隐私，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 因此，国际学生和签证申请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谨慎，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支持恐怖组织或其他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以防止签证被撤销或申请被拒绝。 笔者更担心的是，美国审查留学生社交媒体账户的做法，为其它国家采取类似做法提供了榜样与合法性基础，同时会刺激更多国家效仿。 在美留学期间被监控的经历，很可能会给外国学生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在是若干国家面对的选择。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日本重新定义“中国威胁”：双边关系将更难缓和
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