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对中国国际传播来说,这提示我们:过度聚焦“中美对决”的叙事框架,可能正在与一部分国际受众的心理预期脱节。如何在传播中更多呈现“负责任的参与者”“可合作的建设者”形象,而非单纯的“挑战者”或“替代者”,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课题。 三、对国际机构信任度回升 与对国家领导力的低信任形成对比的是,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普遍上升。世界卫生组织达到69%,联合国62%,世界银行、IMF、WTO等也从去年的少数支持跨入多数区间。 这说明,全球公众并非拒绝多边合作,而是对现有大国主导的合作方式产生倦怠。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制度化、规则化的平台上。 对国际传播的启示在于: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参与、贡献和话语表达,可能比单纯的国家形象宣传更能积累长期信任。如何把“中国方案”更好地嵌入多边机制的叙事中,而不是以“中国主张”的独立姿态出现,值得传播者进一步探索。 四、安全成为最大公约数 调查显示,“防止战争与冲突”以44%的比例成为各国合作的最优先议题,远超其他选项。在几乎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它都进入前三,可见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安全焦虑是真实且普遍的。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和平发展”“共同安全”等理念的传播,不应停留在概念宣示,而需要更多具体、可感知的案例和行动支撑。空洞的口号容易被忽略,而能回应普遍安全关切的叙事,更容易获得共鸣。 五、小结 这份调查并没有宣判谁输谁赢,而只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公众的一种情绪:对超级大国单方面领导的疑虑在加深,对可信、克制、可合作的行为体需求在上升。 对中国国际传播从业者来说,最需要正视的,不是排名本身,而是排名背后的逻辑——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2026-09-18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2026-08-29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2025-03-28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2025-07-28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2026-09-16【编者按】本文由ChatGPT生成,文中所列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动机,是ChatGPT想定的外部猜测。编辑修改了文中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以下是ChatGPT的分析)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为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增进文化交流,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由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这一倡议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 中国的主要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中国期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通过投资建设跨国油气管道和运输通道,可以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和稳定的物流链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战略影响力与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客观上也是中国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树立了积极的形象,增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扩大了在亚非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2025-02-16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2026-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