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文章推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
文/毕研韬 西方科技“铁幕”将如何影响中国？北京时间2025年3月3日22时左右，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分别做了分析。 DeepSeek-R1生成了一千字左右的分析报告，大致代表中国官方看法，其结论如下： 当前格局本质是全球科技权力再平衡的过程。美国试图通过“硅幕”维持技术霸权，但中国凭借市场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加速度，正在改写“中心-边缘”的传统技术秩序。这场博弈的终局，或将催生多极共存的新科技生态体系。 ChatGPT也生成了一篇分析报告，基本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知，其结尾总结道： 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无疑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在短期内会对高端科技产业造成冲击，影响部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然而，这一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国产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多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及其科技联盟的竞争将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我请DeepSeek-R1和ChatGPT比较两篇分析报告。Deep Seek-R1在比较报告的结尾处写道： DeepSeek和ChatGPT在分析西方科技“铁幕”对中国的影响时，均从技术突破、经济权力格局、国际科技体系分裂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两者在分析中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中国在应对科技封锁方面的积极态度和策略。 ChatGPT在比较中特别提到了二者的立场与价值判断，原文如下： 立场与价值判断 维度...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地缘竞争加剧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学者的三重使命
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What Western Think Tanks See Is Not the Whole of China
Author: Bi Yantao Date: June 5,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hodological...
德国重启民防体系，安全逻辑扩张带来深层影响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