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文章推介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生态？
围绕香港政治生态的国际认知，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并非简单的信息差异，而是不同制度背景、价值体系与战略利益交织作用的结果。若仅从单一叙事出发，往往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更为有效的分析路径，是将其置于多重观察框架之中，考察不同国际行为体如何理解同一现实。 一、制度评价：从“高度自治”到“治理重构”的分歧 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的政策与舆论体系中，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通常被界定为“制度收缩”或“治理模式转型”。关键节点被普遍指向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的选举制度调整。这一叙事强调政治参与空间、媒体环境及反对派活动范围的变化，并将其纳入对华政策评估体系之中。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官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治理重构”的解释路径。在这一框架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被视为制度漏洞集中暴露的结果，后续改革则被理解为恢复秩序、强化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 两种叙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优先”与“稳定优先”两种政治逻辑的张力。 二、政策工具化：香港议题的外溢与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问题在部分国家已从观察对象转变为政策工具。例如，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将香港的政治与法治状况制度化纳入对华政策框架。这意味着，对香港政治生态的评价，不再只是学术或舆论判断，而是直接影响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变量。 在这一过程中，香港逐渐被嵌入更大的地缘政治叙事之中，其“地方性问题”的属性被削弱，“国际议题”的属性则显著增强。这种外溢效应，使得对香港的认知更易受到战略竞争逻辑的塑形，而非单纯基于本地现实。 三、功能主义视角：金融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与政治评价的分化相比，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更趋务实。它们更关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从现有公开信息看，香港在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区域融资平台方面，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不过，这种“功能性认可”并不意味着完全无忧。一些市场主体对政策透明度、法律环境可预期性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变化保持持续观察。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在操作层面维持信任，但在预期层面趋于审慎。 四、知识生产与媒体叙事：认知框架的差异化建构...
上海交大“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国家利益
文/陈小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多次表示，高校科研要“坚持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围绕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与成果转化三大方向展开布局。 丁奎岭院士把科研分成三类： 一是战略导向的科研“集中区”，也就是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前沿导向的科研“自由区”，也就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自由探索。 三是市场导向的科研“融合区”，也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学研合作。 DeepSeek认为，丁奎岭院士的“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双轮驱动”科研模式“更契合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可持续诉求”。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欧盟：更高级的传播，是重塑认知环境
欧盟正从关注“真假信息”，转向关注重塑认知环境：谁控制渠道、如何持续可见、信息如何被组织与扩散，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0日 近年来，欧盟对国际传播和信息操纵的关注正在发生变化。它关心的不只是信息内容本身，还有谁控制传播渠道、信息如何被组织和扩散，以及一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如何被改变。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欧盟近年来持续发展的“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FIMI）框架中。 一、从“假消息”到“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对FIMI的制度化关注始于2015年前后。“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最初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将中国等国家纳入观察范围。 与传统的“假新闻”概念相比，FIMI的范围明显更大。欧盟关注的并不只是某一条信息是真是假，而是外国行为者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社交媒体账号、网站、媒体渠道和不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信息空间实施有组织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