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替代论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中，对这一论断提出了系统性质疑。 这本书并非为中国“正名”，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批评，而是一部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基于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对主流战略叙事进行冷静反思的现实主义著作。Raby 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霸权替代论”并不是理解中国的有效解释框架，而持续依赖这一框架，反而会误导澳大利亚乃至更广泛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霸权替代论”的逻辑问题 在书中，Raby 并不否认中国正在崛起，也不否认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他所反对的，是将这种不满直接等同为“取代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判断。 他指出，“霸权替代论”在逻辑上存在三个常被忽视的问题：第一，它假定大国崛起必然以复制既有霸权为目标；第二，它将中国内部复杂、多层、不断调整的政策实践，压缩为单一、稳定、长期一致的战略意图；第三，它忽视了中国在能力、意愿与制度约束方面的现实限制。...
文章推介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欧盟日本联手应对“信息操纵”，意味着什么？
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中国与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差异
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