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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万圣节气氛,看中国各地的文化反省

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希望世界拥抱春节时,是否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万圣节?今年各地的节庆景象,让这个问题再次进入公共讨论。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今年万圣节期间,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比往年更加活跃的节庆气氛。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变装、角色扮演和主题派对,节日氛围有所升温。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部分街头活动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 与往年相比,今年万圣节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社会对外来节日似乎更加包容,围绕洋节的公共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反思。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正在趋于开放? 一、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吗?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经常被置于文化安全和文化认同的框架下讨论。一些人将过洋节与崇洋媚外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表现。 但今年,社会上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过万圣节为什么就意味着崇洋媚外?参加圣诞派对就意味着认同西方价值观?外国人接纳中国春节,为什么我们不将其视为文化入侵? 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中国积极推动春节等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希望更多外国人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期待其他社会以开放心态接纳中国文化,却对外来节日在国内的正常传播保持警惕,甚至动辄上升到文化入侵的高度,这种态度难免存在双重标准。 文化交流应当是双向的。文化的跨国传播本身并不意味着文化支配,更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消费等同于政治认同。年轻人参加万圣节活动,可能只是出于娱乐、社交和新鲜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不应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过度戒备,而应体现为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同,以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二、为什么各地对万圣节的态度不同? 今年各地万圣节活动的表现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观察,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地方开放、某些地方保守。 首先,城市文化生态存在差异。人口结构、年轻人聚集程度、国际化程度、商业活跃度以及城市文化消费习惯,都会影响外来节日的传播和参与程度。年轻人口较多、商业文化活跃、社会交往方式多元的城市,往往更容易形成节庆活动的群众基础。 其次,地方治理理念和公共空间管理方式也会产生影响。万圣节活动涉及街头聚集、商业经营、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不同地方对公共活动的管理尺度、风险评估和社会容忍度存在差异。对公共秩序的合理管理,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并不是一回事,但如果将普通文化活动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就可能压缩正常的社会文化空间。 此外,地方社会的文化心态也不容忽视。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也与公众的文化自信、社会包容意识及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关。 因此,观察一个地方对万圣节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观察当地的文化生态、社会心态和治理理念。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不仅体现在它愿意向外界展示什么,也体现在它允许不同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自己的社会生活。 三、文化自信需要经受开放的检验 当然,今年万圣节气氛有所升温,还不足以证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已经全面开放。节庆活动的热闹程度与社会文化开放程度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不同城市的表现也说明,文化开放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将外来节日与文化入侵、崇洋媚外简单联系起来,是否合理。这种反思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心态变化的一个信号。 对万圣节的态度,是观察中国文化变化的一个风向标。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更值得关注。届时,不仅可以观察各地的节庆活动,也可以观察社会舆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否出现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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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业绩会:李泽钜讲话的语境、要点与外部转译

在全球港口与资本流动的博弈中,李泽钜原本审慎克制的企业表述,再传播过程中被转译为具有制度意味的公共叙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1日 一、事件背景:业绩会与风险语境的叠加 2026年3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作为一家资产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业务横跨港口、电信、能源、零售等多个板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司法辖区。在此背景下,集团主席李泽钜的发言,天然具有“跨区域风险评估”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发言并非针对单一事件。尽管同期围绕海外港口资产的舆论有所升温,但从现有可核查材料看,业绩会问答并未直接指向具体个案,而是处在一个更广义的语境之中:全球利率与资本成本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基础设施资产在监管与安全层面的敏感性增强。 因此,这一讲话是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整体投资原则的再确认,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回应。 二、讲话要点:企业话语的“低确定性表达” 由于缺乏公开逐字稿,目前能够还原的,是基于多家媒体交叉呈现的“要点结构”。这些要点在不同来源中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首先是审慎投资与资本纪律。发言强调,在复杂环境中应维持稳健策略,优先考虑现金流质量与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扩张。 其次是风险控制优先。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将不确定性纳入核心评估维度,包括政策变化、法律争议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是法律与争议处理机制。在不同司法环境中通过法律框架解决争议,并保护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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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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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Growing Belief That War Is Inevitable

When people discuss risks in the Taiwan Strait, attention is usually di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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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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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营销为什么这么多“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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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两岸认知安全困境,民间应行动起来

当官方沟通受到制约,民间能否通过持续对话打破猜疑循环,为两岸关系保留理性空间?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3日 台海两岸的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敌意信号,进而引发新的防范与反制。双方不断根据对方的反应强化原有判断,最终可能陷入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一循环持续下去,两岸即使没有发生新的重大冲突,也可能在认知层面不断拉大距离。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在官方沟通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推动两岸民间认知对话,值得认真探索。 一、认知安全困境如何形成? 传统安全困境强调,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可能使另一方感到更加不安全,从而引发相互强化的安全竞争。将这一逻辑引入认知领域,可以发现类似的运行机制——认知安全困境。 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的某些信息活动认定为认知战,并据此加强信息监测、风险教育和传播反制。这些措施有其自身的安全逻辑,但如果认知战概念被过度泛化,部分台湾民众就可能逐渐将大陆来源的信息、社会交流乃至一般性的政治表达,都视为潜在威胁。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可能将台湾相关的安全政策、政治表述和传播行动理解为对抗性信号,并据此调整自身政策。大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又可能强化台湾社会原有的威胁判断。 由此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一方的防御措施成为另一方判断威胁的依据,另一方的反应又被视为原有判断正确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岸所有行动的性质、责任和影响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安全措施都会产生反作用。问题在于,当双方越来越依赖对对方意图的推测来理解其行为时,事实核验与理性判断就可能让位于既有的威胁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