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2026-01-29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2026-04-02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2026-05-30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2026-02-19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2026-06-12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2025-04-11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2026-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