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第六,这是否意味着努力已经“失效”? 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努力不再是充分条件,甚至不再是主要变量。它仍是必要条件,但必须嵌入合适的结构、位置与时机之中。这一转变要求社会层面进行更诚实的认知更新:与其不断强化个人道德,不如正视通道设计、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的问题。 第七,理解这一点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个体停止无谓的自责,也有助于公共讨论从情绪宣泄转向结构反思。一个社会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承认“努力难度上升”,而在于拒绝讨论这一事实。只有当问题被准确命名,调整才有可能发生。 归根结底,“再努力也难改变命运”的感受,并非对努力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结构变化的直觉回应。理解这种回应,既是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也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起点。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重新建立努力、预期与回报之间的可信关系。
2026-01-06When people discuss risks in the Taiwan Strait, attention is usually directed...
2026-05-23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2025-05-18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2026-10-05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2026-02-02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202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