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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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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跨国企业的行为更具务实色彩。部分企业将区域总部职能部分分散至新加坡或东京,但多数仍保留香港作为大中华区运营中心。对企业而言,关键指标包括税制透明度、合同执行效率、司法独立性与监管可预期性,而非抽象政治评价。 人才流动方面,确实存在阶段性外流现象,但同时出现来自中国内地的金融科技、资产管理与法律专业人士流入。人才结构呈现再平衡趋势。长期影响取决于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科研资源配置以及签证政策灵活度。 四、区域竞争与功能重塑 在亚洲格局中,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被频繁提及。新加坡在东南亚区域整合与政策稳定叙事方面具有优势;香港则在连接中国内地市场方面拥有独特条件。两者更像是不同制度路径下的功能分工,而非零和替代。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强化了香港与内地经济的深度嵌入。未来香港的国际性,可能不再以“高度制度差异象征”呈现,而更多体现为“中国体系中的全球金融节点”。这种角色变化,是认知重塑的关键。 五、真正决定未来的变量 在舆论之外,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若干可观察指标: 第一,资本项目是否保持高水平开放; 第二,普通法体系与国际仲裁机制是否持续获得外部信任; 第三,金融监管透明度与信息披露标准是否保持与国际接轨; 第四,人才净流入是否为正;...

文章推介

Blog传播学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亚洲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亚洲北美

美国国务院:15家中国驻美媒体已不只是媒体

一项鲜为人知的制度调整,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国际传播在美国所面对的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6日 近年来,中美围绕国际传播的竞争不断升级,然而,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美国政府已经将15家中国驻美新闻机构列入《外国使团法》(Foreign Missions Act)管理范围,认定这些机构“实质上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有效控制”(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传播学

国际传播:选错代言人,还不如保持沉默

在全球传播竞争时代,传播主体已经成为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各地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从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国际传播,到引入外国主持人、海外网红讲述中国故事,各类创新实践不断出现。 这种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在全球传播竞争中,一个国家不仅需要传播内容,也需要适当的传播主体。谁来讲述一个国家,往往影响受众如何理解这个国家。 但国际传播中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者本身也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如果选择了不适合的传播者,传播效果不仅可能下降,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 因此,在寻找代言人时,国际传播首先要考虑“谁能够被信任”。 一、国内维度:你用什么人,就说明你是什么人 任何面向国际社会的表达,首先要先选择传播主体。 这包括顾问聘请。一个机构聘用什么人做顾问,就意味着你想传递什么信号、靠拢什么政治立场,或者说明你是国际传播的“圈外人“。 现实中,一些机构在选择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时,容易出现一种倾向:重视头衔,而忽视专业影响力;重视知名度,而忽视学术信誉。...

亚洲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亚洲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时机最佳?美国AI的评估

北京何时收复台湾最好?越早解决越有利吗?还是保持战略耐心,等待更有利条件出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从战略决策角度看,时间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能够最大化战略收益、最小化战略成本的时机。 北京何时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环境、两岸关系和全球战略竞争等多重因素。 一、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选择,而是战略条件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重大决策,很少取决于“早”或者“晚”,而取决于是否具备足够有利的战略条件。 历史上,许多重大行动的成败,并不只是由目标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是否达到相应水平;外部环境是否有利;风险成本是否可控;后续治理能力是否准备充分。 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如果过早解决,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和经济风险;如果无限期等待,也可能增加外部变量和社会认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最快解决?”,而是“什么时候综合成本最低、战略收益最大?” 二、保持战略耐心:当前阶段的潜在优势 从战略角度看,继续提升综合实力,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具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