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 因此,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人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或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否透明;二是海外社会团体是否在特定议题上受到外部协调或影响;三是个人、企业、学术机构和社区网络是否可能成为政治影响渠道。 这种关注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开放社会安全困境”:开放本身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优势,但开放也可能产生被外部力量利用的风险。 三、认知竞争升级:信息传播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对信息环境和认知空间的塑造。过去,国家间竞争主要争夺资源、市场和地缘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谁能够影响公众如何理解现实,谁就可能影响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 在这一逻辑下,美西方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关注,与其对“中国影响力传播”的整体担忧相关。它们认为,海外组织网络、文化交流、媒体传播和人员联系,都可能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此,其关注的不仅是“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谁在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是否存在组织化协调”。这与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外国恶意影响”(Foreign Malign Influence)、欧盟关注的“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FIMI)等概念具有相似逻辑,即关注外部行为者如何影响国内信息环境。 四、海外华人身份与政治认同:民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华人群体规模扩大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不断增强。美西方国家关注的是,在这种联系增强过程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2026-07-27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Disruption,是其中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AidData是一家依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全球发展融资与援助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数据驱动方式评估各国发展合作的规模、模式及影响,在国际发展与地缘经济议题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类研究并未简单比较“谁投入更多”,而是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中,投入规模为何并不必然转化为影响力优势。 一、从“投入竞争”到“影响力评估” 过去十余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与融资支持,在东南亚等地区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存在”。港口、铁路、电力网络等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面貌,也重塑了区域发展路径。从可见度与物理存在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具活跃度的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提供了一个不同维度的观察。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的大规模调查,评估不同发展伙伴在“价值、可靠性、响应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结果显示,在部分关键认知指标上,传统西方国家及多边机构仍保持较强优势。 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直观的逻辑——“投入越多,影响力越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相反,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 二、影响力的“双轨结构”...
2026-04-10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2025-08-03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2026-08-31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2,2026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2026-06-12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2026-05-22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2025-11-12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战场仍在变化,双方都在寻求军事突破。但如果从战争整体结构观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判断: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而不会以一方军事击败另一方结束。这不是对战争何时结束的预测,而是对战争终局性质的判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俄罗斯难以彻底击败乌克兰 俄罗斯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和更强的战争动员能力,但长期战争已经证明,军事优势并不意味着能够迅速实现政治目标。 乌克兰虽然面临兵员、装备和财政压力,但仍然能够坚持作战,并得到欧洲等国家支持。英国目前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50亿英镑支持,其中军事援助达到160亿英镑。 因此,俄罗斯可以继续推进战线、扩大打击,但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难度依然很大。 二、乌克兰也难以军事击败俄罗斯 反过来,乌克兰能够抵抗,并不意味着能够最终击败俄罗斯。 乌克兰可以通过反攻、无人机和远程打击不断提高俄罗斯的战争成本,但要实现全面收复失地,并迫使俄罗斯接受战略性失败,需要形成持续的战略突破能力。这与取得局部战场优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并非孤立作战。 三、中国因素决定俄罗斯不能轻易被打败...
2026-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