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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我国国际传播可大体分为“斗争型”和“沟通型”,专家也明显分为这两类。 “斗争型”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国际舆论竞争,包括舆情回应、立场表达、叙事竞争、地缘博弈等。这类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期不可替代。 “沟通型”则着眼于理解外部社会,通过受众研究、跨文化传播、国际舆论分析和长期关系建设,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形成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传播任务。对多数省份而言,日常国际传播更多属于沟通、交流和发展合作领域;对国际关注度较高、涉外议题较为敏感的地区,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沟通、回应与舆论斗争之间形成适当的专业配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舆论中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反复争辩而自然消失。对于新疆、西藏等地区,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不可缺少,但更长期的工作还包括增加真实信息供给、改善国际沟通渠道、扩大国际社会对当地的直接了解。 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传播行动,也可能被另一方进一步理解为对抗性行动。 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提醒我们: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增大。中美关系可能是一面镜子。 涉及国家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的国际舆论斗争,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主要做好信息提供、事实支撑、舆情监测和工作配合。地方国际传播则应根据自身任务确定重点,避免把特定领域的舆论斗争逻辑泛化为日常国际传播逻辑。 三、专业能力不能让位于“名气”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顾问,应首先看其是否真正懂国际传播,而不能只看头衔和名气。 国际传播是一项专业工作。专家应当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政治、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传播生态;既能够分析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一个地方,也能够判断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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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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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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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球和平学者的倡议:参与冲突调解,共创和平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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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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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打压TikTok?

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地缘政治竞争、文化影响力争夺以及经济利益博弈等多个层面。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国家安全与数据隐私的“名义理由” 2. 地缘政治与中美科技冷战的核心 3. 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 4. 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抗 5. 美国国内政治的操作工具 打压手段与TikTok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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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